围绕中国西南地区一山区农村集市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以社区史为叙述框架，将市场发展和村落再造作为基本的发展实践，揭示了政府、乡村精英和村民三个利益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的博弈和互动关系，从而达到对乡村发展实践的理解和解释。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经济方面，作为利益主体的农民与政府保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利益格局之中；政治方面，国家在保持基层政权对乡村的治理控制之外，村落共同体的自治性质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复。在内生性发展实践中，基层政府被动地卷入到发展实践当中，而且其所遵循的逻辑就是“发展可以，要经过我允许；支持可以，但鲜有实质性的投入”。当村落发展实践取得进展，成为政府认可的、代表乡村发展面貌的符号时，这一被标签化的效果将使该村落具有诸多象征性资本，并有更多机会获取政府的资源支持和眷顾。在国家的现场干预下，政府对村落进行了“锦上添花”型的发展支持，村落实现了优于周边其他村落的快速发展。乡村精英是理解乡村发展的一个关键维度。在当前的乡村发展中，乡村精英勾连起政府与民众，对上要经营好国家对乡村秩序的要求和对乡村的投入，对下要在村民的支持和参与下经营好村落的发展以期让更多的民众受益。在新的利益主体格局中，村落的利益与家庭的利益不再是绝对的一致，甚至有可能冲突，在市场经济机制背景下，利益整合机制的建立、群众动员参与机制也应该从注重民众的实际利益的角度进行相应转变。传统乡土社会中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在发展实践中往往起到较强的社会联结作用，从而使发展实践具备较强的社会关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