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行了战略部署。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规划对特大城市的发展十分关注，并特别指出部分特大城市存在诸如人口压力偏大、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较低、空间结构不合理等突出问题，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城市经济学界对特大城市相关研究的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这为推动中国特大城市的平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本思路，即实现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转型。然而，特大城市的治理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对其治理的策略、模式、方法、有效性等问题仍有待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以“聚焦特大城市治理”为主题，紧密联系现阶段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客观要求，紧密联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科学论述，以总报告、专题篇、案例篇等形式全面分析了国内外特大城市发展的历程、现状和存在的不足，多维度、深层次地探讨了中国特大城市治理的思路与策略，特别是针对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交通拥堵治理、贫困问题治理、生态环境治理、功能疏解与人口治理、房价过高上涨过快治理、“城中村”与城乡接合部治理、公民参与特大城市治理等当前引人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各地推动特大城市合理有序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报告认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城市化，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快速、大规模扩张。中国特大城市具有数量不断增加、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总量不断攀升、就业贡献不断提高、建设水平较高等特征，同时伴生着诸如二元结构加剧、环境质量下降、交通拥堵严重、房价上涨过快、城市脆弱性凸显等问题。报告指出，中国已进入大城市病高发期，新时期加强特大城市治理势在必行。加强特大城市治理需要战略视野、全局意识、综合手段和针对性举措，要坚持“科学评估、市场主导、政府调控、综合配套、多元共治、多措并举”的方针。针对特大城市发展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报告从以下方面给予重点关注。

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转型方面，报告认为城市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和治理结构等结构性问题相互关联，它们是倒逼中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问题，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并认为改革城市治理结构、以需求为导向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培育社会组织是推动特大城市社会治理转型的主要策略。

特大城市功能疏解方面，报告针对中国人口治理模式及未来发展趋势，结合美国、日本等国家对特大城市功能疏解与人口治理的模式和经验，认为中国特大城市功能疏解应在去功能化、空间结构优化、人口合理疏解等方面进行治理，并提出适合中国特大城市功能疏解和人口治理的基本原则及实现路径思路。

特大城市的交通拥堵治理方面，报告总结了拥堵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其类型，分析了国内外治堵主要思路、实施效果和难点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提出了大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的创新性方案和政策建议，并对实施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了评价，提出了相关应对策略。

特大城市雾霾污染治理方面，报告总结了中国主要城市在治霾方面的经验，提出了包括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力度、加强环保执法监管力度、推进环境污染的第三方治理、推进大城市油品升级、研究探索区域联防联控合作机制等在内的六大治理建议。

特大城市房价治理方面，报告认为特大城市房价高上涨快的治理对策，首要在于稳。当前治涨最重要，治高要慎重。其次是顺，就是要顺应市场，顺其自然。好的房地产政策在本质上应该着眼于利用市场机制的修正。最后是调，原则应该是先顺后调，不能顺的领域才调，尽可能少调，而且多调顺少调逆。

特大城市贫困问题治理方面，报告认为未来随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的推进，需将扶贫重点由农村逐步转移到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报告剖析特大城市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并结合现行反贫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特大城市的反贫政策创新建议。

特大城市“城中村”与城乡接合部治理方面，报告在分析特大城市“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存在问题和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总结了北京、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的治理经验与利弊得失，提出“积极推动社会参与式治理”、“物质形态改造与社会形态治理相结合”、“妥善解决外来人口居住问题，避免出现新的城中村”等对策建议。

特大城市的治理主体方面，报告认为城市治理不仅需要政府参与，也需要社会和公众的广泛参与。报告分析了公众参与特大城市治理的作用和意义，对近年来中国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进展和不足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针对公众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转变城市管理理念、完善公众参与的法律体系、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