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第四年。高考制度改革、高等教育改革、职业教育改革等各项改革方案密集出台，显示教育综合改革的深入开展。国家进一步扩大教育公平，采取特别措施弥补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短板。与此同时，城镇化过程中“流动儿童”的问题、高校科研腐败、教育创新等新老问题杂陈，亟待通过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予以破解，凸显了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

9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随后上海和浙江公布的试点方案勾勒了我国新高考的蓝图。与此同时，高考加分项目过多过滥引致教育不公，依旧被社会广泛诟病，基于此，作为高考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教育部颁布了规范高考加分政策的改革举措，取消全部奖励性加分项目、取消大部分地方照顾性加分项目、保留和完善部分照顾性加分项目。这一举措深得民心，但还有待细化和科学化。

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进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分权化的管理体制决定了地方中职教育发展的千差万别，当前中职教育存在深层次矛盾，东部和中西部各自面临着突出矛盾。据研究，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几率远远低于城市地区的孩子，中职学生流失率高，其通用知识水平在入学后甚至开始退步。深入研究后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发展的问题，成为当务之急。6月22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表示要引导部分本科院校转型为应用技术型高校，定位成职业本科，形成中职、专科、本科和研究生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然而从政策制定及初步落实情况看，各方对地方本科是否转为职业教育、高校如何分类等定位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如何规范独立学院的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截至2013年3月，全国90%的独立学院仍未能完成转设。影响独立学院转设的，既有政策上的原因，也有学校自身的原因。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体要求。“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必须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倡导教育家办学，成为未来地方教育制度创新改革的着眼点。2014年最大的亮点，是北京市教委依法行政，依法治教，多管齐下，一举解决了“小升初”择校乱象严重这一老大难问题。

2014年，国家颁布了《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指出未来三年将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全纳教育模式，促使残疾儿童少年能够接受适合的教育，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是年，国家开始启动学前教育第二期三年行动计划，一些新的政策开始颁布，一些重大项目继续实施。但是，要保障全体幼儿都能接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国家学前教育政策的落实不走样，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继续探索。

基础教育领域，高中“国际班”需要有更加明确清晰的发展定位，更加规范的课程模式，更加严格的收费管理。随着新一轮户籍改革开启，“特大城市严控人口规模”的要求促使京沪等特大城市出现驱赶低端就业人口的现象。如何保障非户籍学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成为城市化进程之中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作为台湾近45年来最大的教育改革，“十二年国教”终于在2014年9月正式上路。教师教育体系改革探索仍然背负着沉重的枷锁，理论与实践脱节、能力培养不足等老问题犹存。PISA是一项由OECD统筹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对于PISA的关注和讨论需要从直接的能力测量、内在的教育研究和深化的教育改革等视角综合性地进行思考，以期辩证地认识PISA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不良的家庭结构、不当的家庭教养方式、不完善的家庭经济文化环境是引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重要因素。

北京大学设立燕京学堂，成为2014年教育界的一个重要事件。燕京学堂项目的设置是我国大学的行政权力随着资本大量涌入而得到强化的产物。以“规模超大、管理超严、训练超强、考试超频、尖子生超多、升学率超高、‘北清率’超高”为基本特征的“超级中学”成为2014年另一焦点。我们需要深入分析“超级中学”形成的机理，找到真正有效的治理之路。2014年，可视作中国在线教育的“建设年”，国内在线教育开始尝试进入教育核心领域开展探索，K12教育、外语教育及职业教育的表现尤为抢眼。

农村小规模学校作为学校系统的最为薄弱处，它的建设与发展关乎教育公平的实现与社会正义的推进。推动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把握农村小规模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是关键。21世纪教育研究院通过调查发现卫生习惯不良和营养搭配不合理仍是贫困地区学龄儿童身体健康的两大隐忧，乡镇中心小学儿童的心理问题最为突出，贫困地区村小、教学点儿童的基本在校生活条件保障不足，其教育资源与乡镇中心校比差距极大。

公众教育价值观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公众持有较健康的教育价值观，重视孩子的健康快乐成长，重视能力培养，与应试教育现实中的名校竞争、对孩子的强制形成明显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