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是中国南部一个典型的山地迁徙民族。直到1949年，苗族才基本停住了迁徙的脚步，渐渐在他们原来居住的村寨和集镇安顿下来，形成相对稳定的定居社区。五十多年来，苗族村寨作为相对稳定的社区延续下来，它们彼此之间也建立了较为固定的地缘关系。那么，这五十多年的社会变迁是否已使苗族忘却了他们的迁徙史？或者说，迁徙史对于如今生活在苗寨中的人们有什么意义？它是否还被他们运用来构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我带着这些问题进入了田野工作。

本书采用民族志方法考察了滇东南一个苗族村落。我的田野工作地点是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和平乡的上坝村。在这个苗族村落从事社会人类学调查逐渐使我认识到，定居的现状与迁徙的历史是苗族社会文化中相互难以分割的两个方面。从社会形态看，上坝与社会人类学者以往描述的扎根乡土的汉人村庄存在着明显差异。从主观意识上说，他们的神话、信仰体系与仪式均展示了迁徙在苗族的主观意识中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他们的族群精神（ethos）并没有随着苗族的定居化而消减，这使得我们在一个看似定居的农业文明当中感受到一种飘泊的心态。为了揭示苗族定居村落的这一迁徙性，我从村民的社会实践、观念体系和仪式操演等三个层面来考察，并试图通过细部的分析来揭示它们与迁徙的历史之间的关系。

（1）在社会层面上，上坝由多个苗族家庭迁徙而成。1949年之后，村落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经过了国家的重新调整，游耕的村落形态逐渐转变为固定的村落形态。但是，村落社会中占核心地位的族亲与姻亲关系仍然在年度时间的热季与冷季安排当中交替成为社会事务的中心。冷季中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社会流动性使得苗族社会有别于定耕的农业文明，而在冷季中缔结婚姻的过程也是家族得以繁衍接续的前提。换言之，定居的家族形态要在富有流动性的社会交往中才能得以实现。

（2）在社会记忆层面上，在村中频频讲述的神话、传说、古歌，在老人传授下来的仪式咒语、念白、调词当中都包含着苗族关于迁徙的记忆。黄河水朝天、苗族逃难、战争的破坏、汉人的欺诈、重返家园成了上述口承文学中的主题。

（3）在信仰—仪式层面上，苗族的自然观念将人与植物、动物相并列，信仰存在于一切自然物体中的魂。他们关于魂的想象与家园的别离有关，人及动物、植物求平安的仪式也饱含着魂从远处归来的意蕴。祖先与鬼都是魂的延伸。如果说鬼隐喻着一种外来的暴力，那么村中频繁的驱鬼仪式就表明苗族不断遭到暴力的侵害，他们希望通过驱赶暴力获得自己家园的安定。进而，他们的家门就成了一个划分界线的重要标志，家族每年也要举办重聚迁徙中失散兄弟的活动。最后，人的魂要在人过世以后回到祖先的故地，那是他们迁徙的起始地并为他解去身上的重负，让他享受在故地与先祖们在一起的快乐生活。

通过以上三个层次的考察，本书比较深入地说明定居的苗族村落与迁徙的苗族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本书将指出，在苗族的社会形态与观念意识中，迁徙仍然居于核心的地位，这与他们定居的表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往社会人类学研究多以定居村寨为典范，侧重研究社会观念—符号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稳定关系。而苗族村落的研究则为我们指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那就是，有着漫长迁徙历史的民族，在定居之后仍然会存留对于迁徙历史的社会记忆。社会记忆与制度化（如地缘化）的实践之间的不对称现象，不仅对于理解苗族自身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潜在着对其他族群的定居性和迁徙性辩证关系的启发，因而值得社会人类学做进一步的探讨。本书的结论部分涉及到了有关苗族的历史与文化内涵的这一理论意义。不过，本书以民族志的叙述为主，所涉及的理论探索只能是初步的，因而有待未来的进一步细化和拓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