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建立一个引入资本品生产不确定性和信贷约束的干中学世代交叠模型来刻画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经济增长方式同动员性货币金融体制之间的相互匹配关系，并由此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金融扭曲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体制成因。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面临突破低收入贫困陷阱、实现经济起飞的艰巨任务，中国亟须发展动员性货币金融体制，激励银行信贷扩张，动员储蓄，对所有合格借款人提供充分的信贷支持。中国动员性货币金融体制的核心机制就是由国家提供金融中介免于破产的隐性担保，信贷利率管制和信贷利率补贴相配合复制低利率信贷集中性均衡。

与此同时，中国还通过所选择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增长方式获得有效的信贷扩张风险控制机制。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增长方式下，中国的增长动力来自外部技术引进推动的国内要素和资本积累。在这一增长方式下，由于并不承担技术创新和市场销售的风险，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主要集中在产品生产上，并可通过干中学带来的学习效应逐步降低。这就造成中国经济风险程度较低，也为控制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风险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方面，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增长方式下，中国较低的经济风险程度意味着选择投资时机的价值不大，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可以在通过银行提前清算控制风险的同时，为迅速投资和生产提供最为便利的融资服务。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借助其具有足够深度和宽度的资本市场，以供给合格储蓄工具方式，集中承担和处理在技术创新和市场销售上的更高的风险，并可以为其经常项目赤字融资。与此相对应，类似中国这样的后起经济体则通过将各种形式的流入资本再投资于发达经济体资本市场，比如美国国债市场，达到转移风险、抑制信贷过度扩张的目的。因此，中国借助银行提前清算和流入资本再投资于美国国债市场两大风险控制机制，在反周期宏观调控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的配合下，有效控制了动员性货币金融体制的信贷扩张风险。

正是得益于动员性货币金融体制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增长方式的相互配合，尽管中国产生了一系列货币金融扭曲，但人均GDP还是在2003年达到1000美元，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然而，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国内要素价格飙升，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中国转变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增长方式的压力，也造成动员性货币金融体制风险控制机制面临全面失灵的危险，并对其提出市场化转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