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学界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民法争议颇久，但通过研究史料，我们发现传统社会具有民法存在的社会基础，自然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易的存在，为传统民法存续提供了经济基础，“重农抑商”而非禁商的政策为传统民法提供了生存空间；儒家对趋利避害、追求富贵人性的认同，为传统民法的存续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存在大量民事规则，人们对此没有争议，却唯独对传统民法的存在与否争论不休，原因是人们对民法概念的理解不同。如果我们突破现代民法学思维的禁锢，回归民法概念的本源，将一切涉及私人利益的法作为民法的认定标准，基于传统社会存在私人利益的认识，认可传统社会存在民法将是大家共同的结论。

与中国当下民法不同，中国传统民法具有二元性特征。详言之，传统民法的二元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法律的表现形式角度而言，传统民法渊源具有二元性，是成文法与非成文法的统一。礼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法律模式，早在奴隶制国家形成前即已出现，是中国古代社会最早的行为规则，而刑是奴隶制国家社会治理的工具之一，产生较礼更晚。西周时期周公制礼，实现了奴隶制社会的繁荣，但随着王室力量的削弱，春秋战国时期，成文法取代礼而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工具，后秦一统中国却因苛法导致政权二世而亡，世人深受其害而谈法色变。社会法律实践的历史证明，独取礼治抑或法治都难以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将礼法有机结合，于是西汉中期的礼法合流应运而生。礼法合流根植于先秦儒家与法家观点的趋同，也迎合了中央集权的需要，成为此后传统社会基本的治理模式。礼法合流，使得成文的法——律令格式与非成文的法——儒家经典、风俗习惯并存，共同体现儒家礼治的要求。传统民法的成文法形式与非成文法形式的并存，造就了传统民法渊源的二元性。

从法律构造角度而言，传统民法具有结构上的二元性。儒家的礼以家为分界线，主张“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的“仁内而义外”治理方式。传统民法作为礼的表现形式，依照“仁内”的要求，婚姻家庭制度以孝为核心，实行差等原则，家长集权是其民事权利义务分配的基本模式；依照“义外”的要求，民事交易制度以“忠恕之道”为核心，实行平等原则，利益平衡是其民事权利义务分配的基本模式。两种对立的民事权利义务分配模式并存于传统民法之中，构成了传统民法结构上的二元性。

就制度展开而言，传统民法具有规则上的二元性。传统民法的婚姻家庭制度按照儒家“仁”的精神，以孝道为中心，以妇道为辅助而展开。其制度以家长为核心，要求子女服从父母管束，尊重父母对子女的婚姻决定权，保证父母物质生活，维护家长的财产所有权；要求妻子忠实丈夫，孝敬老人，照顾家庭日常生活，维护家庭团结。传统民法的交易制度按照儒家“义”的精神，以自愿、诚信、合理及尊重习俗等原则为中心，以利益平衡为辅助，维护商品交易的社会秩序。自愿协商而禁止以力取利、欺行霸市、强买强卖，诚实守信而禁止诈欺，合情合理而禁止违禁取利等都是传统民法交易制度的基本要求。契约制度、度量衡制度、登记制度、中人制度、物勒工名制度、一本一利、担保制度等无非是传统民法上述原则的制度展开。“仁孝”与“仁义”精神要求不同，决定了传统民法家庭内外具体制度建构的基础截然不同，其法律规则亦具有二元性。

总之，由于传统民法的渊源、结构以及制度等方面具有二元性特征，故笔者认为传统民法架构具有二元性。

中国传统民法之所以具有架构上的二元性，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从思想角度而言，儒法合流为传统民法的二元性提供了思想基础，社会认可法律形式的礼，也认可非成文的儒家经典、风俗习惯的调整功能，即接受传统民法体例上的二元性：成文的律令格式与非成文的儒家经典、风俗习惯等并存。第二，从政治角度而言，在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家长承担管理家庭成员、稳定家庭秩序的职能，国家的专制政体沿用于家庭，形成了家长集权的民事权利义务分配体系；而家庭之外，由于商品交易的存在与价值规律的要求，法律须承认交易主体法律地位的平等。因此，传统社会以家为界限，家庭之内民事权利义务分配以差等为原则，家庭之外民事权利义务分配以平等为原则，传统民法的法律的原则及其相应规则二元性由此形成。第三，从经济角度而言，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再生产的进行需要家庭意志高度集中，必须以家长为核心；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交易主体自愿是前提，任何人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由此，生产与交换过程中的主体规则二元性据以形成。总之，传统民法二元性是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

传统民法架构的二元性对于传统社会的影响深远。对民事主体而言，由于家内与家外的法律规则不同，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也完全不同，因而，民事主体在参与民事活动时，将“名分”视为首要问题，即在家内注意自己的位分，在家外注重自己的权限。同时，传统民法的二元性，导致传统社会的家庭成员在不同民事领域，呈现出人格的双面性，内外有别的行为模式或许因此而成。在传统社会，对司法官员而言，传统民法渊源的二元性为其自由裁量权提供了空间，但无论适用成文法，抑或适用非成文法，其并无本质区别，都是贯彻礼的要求。民事纠纷的解决，无论是调解方式，抑或是裁判方式，符合情理应是人们对司法官员处理民事纠纷的基本期待。

当然，作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民法，应该在保持经济利益平衡性的同时，也须考虑家庭关系的伦理性，并在我国民法典的构建过程中实行家庭内外制度有别的立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