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单位组织与单位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事业单位作为一种重要的单位组织，经历了持续的制度变迁，表现出新的基层治理特征。对京院工作环境与权力关系的研究表明，在单位组织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单位组织的关系、个人与单位组织领导的关系这三个层面上，处于改革进程中的事业单位既有依赖性，又有一定的独立性，从而呈现有限依赖的整体特征。国家赋予事业单位自主权，由其进行自我管理，同时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又在事业单位中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基层民主制度，事业单位中形成了上下分际的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领导和群众之间呈现合作与互动的复杂关系。这些共同塑造了事业单位的内部秩序，构成事业单位中国家基层治理的制度逻辑。这种特征的出现源于事业单位改革中核心制度与边缘制度的变革不同步，它既受到所嵌入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受制于路径依赖所产生的制度惯性，更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刻原因。

在单位组织与国家的关系上，当前的事业单位只是部分地依赖于国家。一方面，事业单位资产的产权属性是公有制，而且它始终是共产党政权实行政治统治和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这两个特征使它在资源获得上仍然高度依赖于国家；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使事业单位的运行体制发生了明显改变，原先由国家集中控制和统一管理的方式有所改变，事业单位在许多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既部分地服从国家的统一管理，又获得了较大的内部事务自主权，这在事实上产生了用人制度中的“新身份制”和收入分配中的体制内分化。

在个人与单位组织的关系上，事业单位中的个人只是部分地依赖于单位组织。在国有经济之外出现的非国有经济越来越多，这为个人提供了从单位组织之外获取资源和工作机会的可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完全依附于单位组织的状况有所削弱。不过，由于受到户籍制度改革缓慢以及工作难找等诸多现实因素的限制，个人在资源获得与自由流动方面仍然受到单位组织的制约。

在与单位组织领导的关系上，个人只是在关键的稀缺资源分配中依赖于领导，而在常规性资源分配中则体现出平均主义的特征。领导和群众之间呈现合作与互动的复杂关系，这构成了当前事业单位内部权力关系的基本格局。在常规性资源分配的考核、奖励与惩罚方面，事业单位存在比较强烈的平均主义家长制特征，领导显得“权威不足”；而在诸如干部选拔与晋升等稀缺资源的分配中，不管采取怎样的具体操作形式却始终保留着党和领导对此的绝对控制，领导仍然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表现出重要的权威性。个人与事业单位领导之间的关系既有日常生活中宽松的一面，也有关键资源分配过程中相对紧张的一面。

有限依赖特征主要是由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核心制度与边缘制度的改革不同步造成的。在事业单位组织中，产权制度、政治统治与基层治理属性是两项核心制度，其他制度都是围绕在核心制度周围的边缘制度。目前的事业单位改革只在财政制度、用人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边缘制度上进行，而没有触及核心制度，由此产生了多个层面的有限依赖。之所以不触及核心制度，是因为事业单位改革本身嵌入在中国基本政治结构当中，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坚持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基本原则，这也使改革对已有制度选择产生了路径依赖。除此以外，主流意识形态中对人民当家做主以及保证党的领导地位的强调更为有限依赖的产生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