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哈丁提出了“公地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重要观点。该观点一经问世，就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并成为人们认识诸多具有稀缺性特征的环境和资源问题的理论依据。当时间追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也被当作“公地的悲剧”来看待，人们以此为基础对如何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展开了讨论。然而，本书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公地的悲剧’”这一论断是一种没有经过充分验证就被默认为事实并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被广泛认同的错误观点，这可以被概括为一种现象，即“冥王星现象”。正是在对问题本质的认知上出现了错误，从而导致了目前在缓解全球气候变化上的政策措施的低效。

作为唯一一部旨在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京都议定书》从1997年得到缔约国的一致通过，到如今已经经历了十几年，但仍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即便是其中态度积极的欧盟成员国，也感到实现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非常困难，更不用说中途退出的美国和加拿大了。本书认为，国际协议的失效当然有其机制设计上的缺陷，例如实施成本过高、约束力较差等，但归根结底造成协议出现种种缺陷的原因是它建立在错误的认识之上，即全球气候变化是“公地的悲剧”。因此，对关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这种认识进行进一步检验、修正与完善是认清该问题的本质和找到更加有效的解决办法的根本途径。这就需要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公地的悲剧”同时进行解构，并在解构后的认知比较框架中对两者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

全球气候变化和“公地的悲剧”在问题的基本假定、预期影响和解决方案的认识上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它们在这三方面组成的认知框架下具有八个不同的特点。从对问题的基本假定的认识上看，全球气候变化完全不同于“公地的悲剧”，它探讨的是一种典型的根本不确定性问题；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包括人为和自然的多种因素在内，且它们彼此还具有相互作用的特点，这造成了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但应该承认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尤其是清洁技术的发展潜力，使得技术解决方案存在可能。

在对预期影响的认识上，全球气候变化也与“公地的悲剧”有明显差异。它造成的全球毁灭性悲剧并非是注定的，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短期并非利益均摊、风险共担，长期即便有负面影响，其危害程度和适应能力也各不相同。通过分析发现这种差异性的影响导致国际上六大利益群体的形成，即以石油业为主导的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美国等个别发达国家、以欧盟国家为主的发达国家，以及以中国和印度为主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在对解决方案的认识上，缓解全球气候变化无法依靠个别国家或个别利益群体的力量，而必须以国际社会为主导。但在目前国家利益优先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缺乏法律强制力的国际社会不适合采用具有强制性的政策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分配。而应该加强在道德与良知的呼吁方面的努力，从而加强公众的环境意识，由下而上地推进有利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高政府、非政府组织及个体在科学技术方面研发的积极性。

总之，本书并非否认“公地的悲剧”的存在，也不否认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存在的危害，但认为全球气候变化并非“公地的悲剧”。通过对认知比较框架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有助于人们理解当前以《京都议定书》为主的解决方案为何效率较低，更有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为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更为完善的认识基础。虽然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具有不确定性，该问题的特性也可能在未来发生改变，但本书提供的认知比较框架所具备的思维范式可以灵活地适应现实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