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文化遗产蓝皮书课题组从2008年开始从第三只眼角度编撰的八本蓝皮书，其初衷是用新视角、讲新方法，多借鉴其他行业的先进经验，让文物系统在信息、方法上融会贯通，在发展借力中八面来风。这一点，对于中央要求的走出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尤为重要。毕竟对于在盛世才可能引起重视的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来说，其在国情约束下还要建设文化遗产强国，只能自己趟出一条路。这条路上，哪些国情有影响？走这条路，要跟什么人，举什么旗？这条路的关卡和歧途在什么路段分别是什么？总之，从方向、路径选择到怎么看带路人举的旗，以及如何排除各方面的误导和路障，都需要先有系统的思想认识。

道路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自信，文化遗产事业的核心也在于文化。文化遗产就是文化自信的“信物”，保护好信物并解读出其中的信息，就是文化遗产事业的使命。因此，中央领导的要求是“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这是党中央赋予文物工作者的新要求、新任务，指明了新形势下文化遗产事业尤其是文物系统改革发展的目标、方向和路径。

认识这条路，首先要明确，对国家、民族和人民这三个主体来说，文化遗产的功能是不同的：对国家，是文化载体、软实力的硬支持；对民族，是文脉体现、共同体的共同物；对人民，是生活组成、俗到雅的催化剂。这些功能，需要依托事业平台来体现，让文化遗产全面发挥功能尤其是城市文化平台功能，这样才能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让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永续利用、与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

走好这条路，应该是有道路自信的。这是因为既往成果可喜：不仅保护工作整体加强，合理利用工作在“十二五”期间也开始全面启动并于2016年开始提速，各方面的保障程度都在增强。例如，在资金投入方面，从全国层面来看，基本达到了《2020年文物事业发展目标体系》提出的“公共财政对文物事业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的要求。《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的结论：《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任务顺利完成，这期间的经验就是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文化发展改革全过程。

当然，在具体工作层面也像各行各业一样难免有瑕疵：文物系统人才队伍建设、文物保护资金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可移动文物保存状况不容乐观，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从定量评价角度（本书评估报告部分）看，“残存”的问题也是明显的，有的还是痼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物管理水平存在空缺的地区效率改进不明显，个别省份甚至连续数年的评估结果都显示存在管理空缺，且同时存在行政资源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综合GAP分析和DEA分析的结果，文物管理存在空缺的地区，其在自由偏好下或专家偏好下的文物系统发展静态效率均属中等或偏低水平，表明个别相对于文物保护需求而言行政资源空间配置效率较低的省份，其文物系统行政资源使用效率也不高。二是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省级层面，都没有真正建立纳入政策过程的重大项目第三方评估体系，许多项目（如晋东南古建筑维修）的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社会效益难以彰显，这类问题在许多总体比较成功的项目（如大遗址保护专项）中同样存在。三是数据不完备的问题一直存在，特别是文物保存状况资料欠缺明显，使得评估结果在反映保护绩效方面有所偏差，尚未全面反映文物系统自身建设和工作成效，有待完善。在文物工作已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越发密切、文化遗产事业的城市文化平台作用凸显的情况下，这些发展惯性无论对加强文物工作还是对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都有重大的影响，需要作为今后的工作重点。

从问题可以看出，要走好这条路，文物系统必须自觉主动：自觉指认识清楚，主动指主动改革、主动协调，即要衔接宏观体制改革，以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在主动协调各方面力量加强保护的同时，应通过限定、放开和规范并举来加强合理利用。

自觉主动必须以体制改革为基础。体制是公益事业能否实现发展目标的决定性因素：公益事业按照什么方式来组织、相关机构按照什么方式来运行、其用什么方式来实现为人民服务以及可实现的程度等，都取决于体制。文物保护体制的主体是文化遗产的事业体制，即和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面向社会或政府提供公益（产品）服务、技术支持等的管理体制、机制和管理体系等。按照《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这样的制度建设包括“深化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经费保障等制度改革，加强绩效评估考核。推动公共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也包括建立健全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综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考核结果与薪酬分配挂钩的绩效考核制度等。文物系统的制度建设既要查缺补漏，也要配套全面，否则就会复现国内诸多博物馆发展文博单位文化创意产品相关产业时因为制度不配套只能走回头路的教训。

自觉主动还指在新形势下通过设计新的发展方式带动全局的发展方式转变。兼顾加强文物保护和实现文化遗产相关产品价值，存在技术路线障碍、治理结构障碍、政策法规障碍，文物部门必须自觉主动转变发展方式，进行供给侧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这些障碍。自觉指创新资源利用方式，产生新的技术路线，在新的利用方式下实现资金机制创新；主动指主动作为、形成合力，构建多层次、多部门保护体系，层层责有攸归、权责相当。

以有文化遗产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为例，从三方面总结这种自觉主动地带动全局的模式：①理念上，今人的发展不可能将自身受益不明显的古迹保护放在第一位，所有的发展思路必须今人古迹兼顾、保护利用互促。如果目前城市发展的问题，如城建资金匮乏、产业没有特色且效益不高、人居环境不佳等，是依托古城保护解决的，古城保护就会成为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支持且将其作为“本钱”的大事；②方式上，使城市以文化遗产资源为特色，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就业上都体现出非消耗性的“古为今用”，文化遗产尤其是博物馆等成为城市多功能服务平台，文化遗产相关设施也首先为市民服务（而非既往按景区建设思路主要为游客服务），这样才能真正使文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全面“活起来”“会说话”；③机制上，实现管理单位体制和资金机制的创新。文化遗产事业要取得大发展，就必须在管理中体现“全社会保护利用文物”的局面，各行业的相关管理机构都能参与到文物工作中，文物系统的管理机构则有权、有钱且权责对等，这样才能在全局的发展都考虑到保护文物的需求和借助文化遗产资源实现特色发展的方式。在古城保护中，应善用政策性贷款做奠基、铺路、引智工作，为商业性贷款的大宗进入打下软硬两方面基础，从而解决城市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解决产业特色不足问题，解决人居环境欠佳问题，这样才能通过以文化遗产资源为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来加强保护。这其中，思路创新是自觉，路径设计是主动，最终达到的效果是全局以文物为大局。

在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创意产品相关产业发展中，须从体制机制上进行供给侧改革：将资金机制、激励机制和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联动，打通产业发展中单位、人、物联动的障碍。只有这样，作为文物实际主要拥有者的体制内的文博单位才有人有动力将作为“物”的文物主要通过创意完成资源—产品—商品的转化，作为需求者的公众才可能真正全方位、多角度感受到文物的魅力。

2017年，中央将召开十九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各项改革任务将有阶段性评价，文物系统只有积极地、上下结合地、全面配套地推进各项改革并借鉴其他部门的新做法抓好已有制度（如《文物保护法》中提出的“五纳入”）的落实，才可能摸索出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和文化遗产强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