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7日，由贵州省社科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贵州蓝皮书：贵州法治发展报告（2016）》发布会在贵阳举行。

　　近年来，随着贵州省某州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迅速推进，土地供需矛盾凸显。大量的集体土地被征收，大量的农村、城镇房屋被拆迁，由此引发的民事纠纷逐年增多。这些纠纷，不仅在该州大量存在，在全国范围内也大量存在，且涉及的面广、人数多、矛盾深，难以解决，有时还会引发极端事件，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如何处理好此类纠纷，是当前法院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蓝皮书通过在贵州南部的调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从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数据看，该类民事案件有以下特点：案件数量在逐年增加，案件类型在增多，当事人有群体化倾向，标的额较大，化解难度大，一审服判息诉率低，二审发回改判率高。

　　1. 案件数量逐年增多

　　在2012~2014年的三年时间里，征地拆迁相关的民事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占总民事案件的比例也在增加。一般而言，经济发达的县、市涉征地拆迁的民事案件较多，经济落后的县、市涉征地拆迁的民事案件较少，个别县没有这类案件。如某州法院三年共接收民事案件32541件，其中涉征地拆迁的民事案件1645件，占总民事案件的5.06%。具体情况为，2012年收征地拆迁民事案260件，占该年总民事案件的2.67%；2013年收案377件，占该年总民事案件的3.41%；2014年收案1008件，占该年总民事案件的8.58%。

　　2. 案件类型多样化

　　因涉征地拆迁而引发的民事案件中，三年来的常见纠纷类型有（从多到少依次排列）：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所有权纠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侵权责任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合同纠纷（包括房屋买卖合同、确认合同效力、撤销合同等纠纷）、返还原物纠纷、继承纠纷（包括房屋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山林经营权继承等纠纷）等。不常见纠纷有：确权纠纷、共有纠纷、租赁纠纷（包括房屋租赁、土地租赁、山林租赁等纠纷）、离婚纠纷、不当得利纠纷、解除收养关系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占有物返还纠纷、委托合同纠纷、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排除妨害纠纷、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等等。

　　3. 当事人群体化

　　因征地拆迁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往往涉及面广，多人主体案件占多数，单一主体案件占少数。双方当事人均为单一主体的案件有431件，占总案件（本文特指征地拆迁民事案件）的33%；一方当事人为1人，另一方为2人以上的案件有351件，占总案件的27%；双方当事人均为2人以上的案件有326件，占总案件的25%；有三方当事人的案件有198件，占总案件的15%。简言之，单一主体的案件只占33%，多人主体的案件却占了67%。

　　4. 标的额相对较大

　　从标的额的角度看，民事案件与商事案件相比，民事案件的标的额普遍没有商事案件的大。但是，因征地拆迁而产生的民事纠纷，其标的额与其他民事案件相比则较大，少则几千，多则上万，有的甚至高达几百万。上万元的纠纷，在西部落后地区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纠纷了。正因为利益大，引发的矛盾才多。据调查，多数征地拆迁案件的标的额是以金钱的形式表现在诉讼请求中，2012年总计为3849519.27元，平均每个案件6014.74元；2013年总计为16762323.05元，平均每个案件74169.57元；2014年总计为29963450.84元，平均每个案件51045.06元在无金钱为标的额的案件中，涉及的标的物有：多少平方米土地面积、多少亩地、多少宗地、多少间房屋、多少套房、多少栋房屋等。。

　　5. 化解纠纷难度大

　　一般情况下，纠纷化解的难易程度表现在调解撤诉率（以下简称调撤率）上，如果调撤率低，说明化解难度大。与其他民事案件相比，该类案件的调解难度大，调撤率普遍较低。2012年某州法院的调撤率为71.10%，该类案件的调撤率为45.71%，减少25.39个百分点；2013年某州法院的调撤率为74.44%，该类案件的调撤率为51.31%，同比减少23.13个百分点；2014年某州法院的调撤率为69.43%，该类案件的调撤率为31.31%，同比减少38.12个百分点。

　　6. 一审服判息诉率低，二审发改率高

　　在一审案件中，许多问题是新问题，没有现成的判例供参考，再加上当事人对法律不信任、司法环境差、法官的司法能力有限等因素，导致当事人对法律不理解、对判决不认可。凡是没有调解成功的案件，败诉方不服判决的情况较多，与总民事案件的一审服判息诉率相比，一般要低30~40个百分点。

　　对不服一审判决的案件，在二审程序中，对某些难以处理的案件，二审法院往往也会找理由裁定发回重审。这些理由包括一审程序不合法、案件事实未查清、实体处理欠公正等。与总民事案件的发改率相比，一般要高20个百分点。

　　(参见《贵州蓝皮书：贵州法治发展报告（2016）》p196-20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