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4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了《上海蓝皮书（2016）》成果发布会，介绍了新近出版的2016年《上海蓝皮书》的有关情况。《2016年上海社会发展报告》以“优化社会政策、促进社会治理”为主题，结合全市完善社会政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经验，从专家学者角度紧紧围绕上海社会政策和社会发展中的热点、瓶颈和难点问题，面向“十三五”的发展前景，提出优化社会政策，促进社会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

　　《2016年上海社会发展报告》指出，新环境下，上海就业保障工作面临四大挑战。

　　1) 经济“新常态”造成就业总量、结构矛盾持续。

　　就业问题一直以来与经济增长紧密相连，就业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已有的规模及其增长速度，只有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才能相应地创造出更多的新增就业岗位。“十二五”期间，上海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处于安全线以内，就业总量矛盾要缓于产业结构转变带来的就业结构矛盾。然而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或中低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将导致“十三五”期间就业总量矛盾依然持续。同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会导致结构性失业，就业结构性矛盾，二产、三产的结构性矛盾将进一步深化。

　　2) 重学历轻技能导致的人才过剩和短缺并存的双重压力

　　现阶段，整个社会仍然存在“重学历、轻技能”的现象，这使得高学历人才过剩和重点行业的人才短缺并存的问题突出。一方面，就业人员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让上海与国际大都市的定位越来越靠近。另一方面，新增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参加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导致目前大部分青年的知识结构不合理和技能素质缺乏，难以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

　　3) 过度追求稳定怕担风险的市民文化缺乏创新创业精神

　　创新创业需要在一定的城市文化中孕育，而上海的市民文化缺乏创业冒险精神。上海利用外资工作已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FDI的高速增长对促进上海的经济快速发展、创造就业岗位、优化产业结构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外企在上海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海派“白领”就业文化，宁肯做一个旱涝保收的打工者，不愿意冒险自己开办企业。2000年，上海从业人员总数为828.35万人，其中外企职工人数为54.97万人，占到了从业人数的6.64%。2013年，上海从业人员总数增长到1137.35万人，其中外企职工人数达到了228.72万人，占比提高至20.11%。越来越多的求职者看中和追求稳定体面的外企工作岗位，城市文化中缺少“崇尚创业、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氛围。因而，在近年来如火如荼的互联网经济浪潮中，上海基本上失语，而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IT企业总部各屹立在北京、杭州、深圳。

　　4) “互联网+”时代的用工形式与传统的就业保障模式不适应

　　传统的就业保障模式主要包含了“失业保障、求职保障和在职保障”三大领域。其中，失业保障主要通过失业保险制度来实现，为劳动者在失业或不在业状态提供最基础的生活保障；求职保障则主要通过就业培训等来帮助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获得正规就业的工作机会；在职保障主要通过法律法规来保护劳动者就业而应享有的各种权益。可以看出，上海传统的就业保障模式基本上贯穿了就业者的整个劳动年龄段，从“就业前”的求职保障，到“就业中”的在职保障，最后到“就业后”的失业保障构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但这种保障更多的是强调失业保险保障、单位就业的劳动关系保障。然而在“互联网+”时代，非正规就业和非全日制就业将呈现上升趋势，这些变化需要“就业保障”的内容由传统的保障模式向兼顾个体工作的非保障性、非劳动关系的模式做出相适应的调整，才能促使传统的就业保障向新型就业关系、就业模式的方向变化。

　　“互联网+”时代，就业管理方式也需要加上互联网，目前，上海就业保障体系的技术运用滞后，促进就业创业工作缺乏大数据信息手段支持，原有信息系统难以在新常态下满足就业技术、就业模式、就业形式和就业手段等变化及政策操作精细化手段的需要，难以为政府重大经济社会决策提供直观、准确的就业创业方面的信息数据支持。在政府促进就业责任机制方面，现有的失业率调查、就业登记等指标系统不尽合理，存在以社保缴费为导向和新增就业、登记失业指标的本市与非本市二元化问题，难以准确反映全市性的整体就业水平和真实状况，政府促进就业的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参见《上海蓝皮书 上海社会发展报告（2016）》p152~15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