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该《意见》提出，到2020年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定位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和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智囊团。过去，我们就一直在发挥智库的功能，但主要是提供内部报告。“新型智库”的建立提出新的要求，智库不仅是提供一些内部的政策研究报告，而且要在国内、国际发挥智库的影响力，有自己的话语权。因此，我们需要思考，这样定位的智库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智库产品？

　　我希望把我们的皮书变成一种智库产品。据我了解，全世界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有200多种皮书报告，在每一个领域都能够如此详细地来描述它的当前状况和发展趋势。我们要利用已有的优势，把皮书精心打造成一种在世界上比较独特的智库产品。所以我们需要研究怎样提高皮书质量，让它能够称得上“智库产品”。我们要从皮书的影响力、话语权、学术含量几个层面来定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撰的第一本蓝皮书是1991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第二本是我参与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我记得一开始大家首先探讨什么是“社会形势”，因为当时党和国家的文件里讲到经济形势、政治形势、国际形势，从来没有提过社会形势。“形”是现状，“势”是发展趋势，所以我们研究的是社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社会蓝皮书”到今天已经有23年历史，队伍已经换了好几拨人了。发展到现在，如何才能进一步提高和改进？我觉得有必要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一 让皮书成为理解中国道路、中国话语体系的载体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也需要提升国际话语权，让人们对中国道路有更深刻的理解。现在国家每年都组织一些知名国际汉学家到中国进行交流座谈。而国际上的汉学似乎有衰落的趋势，因为以前的一些著名汉学家都是研究文史方面的，这些专家的年龄很大了，研究难以为继。但实际上，我认为我们观察这个问题的视角要改变。一方面，国外“汉学”（Sinology）本身研究文史类的老专家确实在减少；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学”（China Studies）的研究者越来越多了。现在研究中国的学问不应再称为“汉学”，而应称为“中国学”。过去，美国只有哈佛大学有中国研究中心，即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它实际上主要研究中国，是美国近现代中国学研究的先驱。而现在，美国有48所大学都建立了中国研究中心，很多主流学者都参与到中国研究，虽然他们并不一定懂中文。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国外学习的时候，一个月都看不到有关中国的新闻。当时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在西方国家是被遗忘的。但现在，国际上几乎天天都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中国已经不可忽略，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从“汉学”到“中国学”，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我们不仅要与汉学家打交道，更重要的是与那些不懂中文的西方主流学者打交道。如果我们到国外各个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去了解一下，就会知道我们的皮书是他们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渠道。

　　我们要建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一套语言、概念、命题和话语体系，来提升中国在整个世界的影响力。现在我们有的学者、博士生做研究，都是依据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提出来的理论和假设，用中国的经验来验证这些理论和假设，以为这样才能与人家对话，这种状况要有所改变。皮书已经在国外出版了英、俄、日、韩、德五个语种80余本，但还远不能满足世界对中国发展认知的渴望，今后我们要利用国际知名出版机构的平台，加大推广力度。同时，皮书也有义务和使命，要把西方传统的汉学推广到中国学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议题。

　　现在我们的话语体系研究，很多仍然局限在阐释“重要意义”这样的讨论，还是没有具体到每个方面、每个学科。我们要弄清楚自己的话语体系到底是什么？是由什么核心概念、核心议题构成的？这些核心概念、核心议题有多少是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

　　最近中央编译局写了一个材料，分析了语言翻译在话语体系建立中的重要性。其中谈到了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书的翻译中，英译打破了一些传统的翻译手法，使得国外很容易理解。比如“法治”，过去我们翻译为rule of law，这是通常的译法，但是人家看不懂。现在他们翻译成governance based on law，人家一下就懂了，而且成为中国的一个核心概念。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涉及话语体系的建设，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方面有思考，努力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核心理念和话语体系，让皮书在国际上有更大的影响力。

二 努力开创新局面，让皮书质量更上一个台阶

　　这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用了很多心思来提升皮书质量。比如说，组织专家成立皮书学术评审委员会，每年评审优秀皮书和皮书报告，制定了皮书评价的标准和指标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对自己的皮书每年资助40种左右，总量上有控制，获得资助的皮书需要竞争，做得不好便会调出资助行列。我们也遴选一些非中国社会科学院作者的皮书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项目”的标识，这也是有竞争性的。当然，现在还不能说皮书学术质量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的大话。有的皮书主编要求，皮书研究报告在科研成果考核中最好是一篇相当于核心期刊的论文，我们要想得到这样的认可，就要付出巨大努力，这不是领导说了算的问题，首先要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

　　我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认真讨论一下，有什么措施可以大幅度提高皮书质量。针对这个问题，我谈以下几点看法。

　　一是重视总报告的撰写。总报告是一本书的灵魂，总报告不仅是描述性的，也要是研究性的，总报告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皮书的水平，总报告要努力争取达到能够单独发表的水平。我们的总报告，一般是写一个领域、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个方面的“形势”。这种“形势”，我们很多情况下是只写了“形”，没有写好“势”。一般的政策研究，基本是现状、问题、对策的三段式。我们的总报告，需要关心中长期发展的“势”，我们观察今天的事情，要放在一个阶段、一种趋势、一个长远发展进程中去考虑。国外的一些知名智库报告，比如布鲁金斯报告、兰德公司报告，都很擅于写一些大的“势”。写“大势所趋”，需要有较深的研究功底，需要具有这种能力和洞察力的团队。

　　二是注重学理支撑。我们的皮书报告，无论是数据分析还是文字叙述，都要注重对发展规律的揭示，注重观点和判断要有学理支撑。现在的皮书报告，多数还是对一个领域的描述，描述完了就完了。有些报告提的政策建议，单纯凭学者想象，缺乏可操作性，说句实话，真正到了政策部门，别人都觉得是小儿科。所以，我们要注重材料的研究分析，要注重学理的支持。你写出的东西要符合学理的逻辑和发展的规律，要是能够揭示一些超出常识的发展规律就更好了。

　　三是注重学术规范。比如说有的书有参考文献，有的书没有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看起来似乎是小事，似乎是否必备都无关紧要，但实际上，一篇文章的参考文献能够反映作者对自己研究的领域是否熟悉。我觉得皮书是不是可以试一下，统一加上参考文献。你要把你那个领域最近几年最核心的文献列出来，让大家看一看。从事学术研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不行的，学术需要积累，你要熟悉学术积累的每一个里程碑。皮书只有规范化，才有资格称之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才可以在学术界逐步树立地位。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在第十六次全国皮书年会（2015）上的讲话录音整理而成。

　　《本文摘自：皮书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 2016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