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畅，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湖北文化建设研究院院长，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湖北省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智库在全世界急剧增长，而我国名义上的智库很多，实质性的智库极少，不适应我国党和政府决策的需要，所以必须大力加强智库建设。但是，在智库建设的热潮中，存在“蜂拥而上”“大跃进”的做法，其重要原因在于把智库理解为“计策库”，而不是理解为思想库。真正的智库是依托学术成果或基础研究成果来研究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库。

　　关键词：智库智库建设学术支撑

　　智库（Think Tank）有很多不同的叫法，如政策研究所（院）、研究所（院）等。一般来说，智库是一种从事社会政策、政治战略、经济、军事、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研究并提出主张的组织。智库组织可以追溯到19世纪，现代意义的“智库”概念源自20世纪50年代。智库在全世界的真正急剧增长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而这是全球化、冷战结束、全球性问题和跨国问题增多的结果。今天存在的智库，有2/3是20世纪70年代后建立的，一多半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统计显示，全世界至少有6800家智库机构。智库有不同的类型。一般来说，智库因意识形态观点、资金来源、研究主题和预期用户不同而不同，但其根本目的和主要任务是针对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进行对策性研究，并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智库的突出特点。从研究性质来说，智库从事的研究属于应用研究，而不属于基础研究。

一  我国智库建设亟待加强

　　智库研究的应用性质，决定了对智库的理解以及在智库建设方面容易发生偏差，即认为智库只需针对问题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这种研究的学术支撑或学理基础。相应地，在组织智库研究队伍方面不重视必要的基础研究人员，在利用研究资源方面不重视基础学术资源，在研究取向方面缺乏研究者应有的中立立场，其严重后果是使智库研究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景研究，成为政府或者领导人“御用智囊”，甚至蜕变成谁出资为谁出主意的唯利是图的变相谋利机构。智库的这种短视性、唯“上”性和功利性，自智库一问世就存在，并在我国目前大规模的进行智库建设过程中表现的更明显、更严重。

　　在我国古代就存在为领导人出谋划策的机构或人士，通常称为“幕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后，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政机关都设立了“政策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这些机构大致上相当于古代的“幕僚”，它们不是真正意义的智库机构，而是领导机关或领导人的“参谋”部门。我国的“社会科学院”，看起来有些像智库机构，但是，它既做应用研究，又做基础研究，而这两类研究常常是分离的。做应用研究的人不做基础研究，而做基础研究的人不做应用研究。甚至同一个主题做两方面研究的人也是分离的，应用研究不过是为了完成单位规定的工作任务。目前我国高校倒有一些具有智库性质的研究机构，如研究所（院）、研究中心、协同创新中心，其特点是基于基础研究进行应用研究，但问题是，他们常常缺乏给党和政府提供主张的路径。总体上看，我国名义上的智库很多，实质性的智库极少。

　　我国智库的现状不适应我国党和政府决策的需要，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大力加强智库建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还于2015年1月20日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发展格局、管理体制、保障体系、组织领导等做出了统一部署，规定了它的基本性质，这就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并且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当具备的八条基本标准。这个《意见》的出台必将大力推进我国智库建设，改变我国智库落后的局面。

二  我国智库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智库建设是一个长期的、逐渐积累的过程，切忌“蜂拥而上”“大跃进”的做法。据我们了解，目前智库建设比较流行的做法是：第一，在高校、社会科学院到处组织智库机构，不太考虑已有的学科结构和学理基础，智库建设与学科建设不对接、不配套；第二，把智库理解成了“急诊所”，认为智库就是针对问题给政府提供决策方案、为领导分忧解愁的，这样智库就成了党政机关编外的“政策研究室”；第三，高校和科研机构尽一切可能向党政机关靠近，投其所好，一方面希望能纳入智库建设项目范围，另一方面则希望得到党政机关提供的相应项目，而不考虑本单位的优势和特色，不考虑学术支持的可能性。

　　我认为，目前智库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这些偏向是有严重问题的。不难想象，如果我国的智库机构都成为“急诊所”式的决策咨询机构，我国党和政府的决策怎样可能达到“科学民主依法”的要求？

　　我国目前智库建设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对智库的理解存在偏差，而其根本偏差则在于把智库理解为“计策库”，理解为提供妙计的“锦囊”，而不是真正理解为思想库。我们现在所说的“智库”是从西方来的，它的对应词是“思想库”（Think Tank）。就是说，智库的本意是思想库，它是提供思想的，而提供思想的人是思想家。思想当然包含计谋、对策，但不只是计谋和对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思想，都能针对问题想出计谋和对策。显然，思想库的思想不同于普通人的思想，思想库的计谋和对策也不是普通人的计谋和对策。它们与普通人甚至领导人的计谋和对策之间的不同在于，它是有学术作支撑的，或者说有学理提供支持。

　　学术归根到底是为人类的决策服务的，是决策的依据。学术的决策依据与其他的决策依据不同，它是一种考虑深度更深刻、考虑范围更广阔的决策依据。例如，我们做出加强智库建设的决策就可能出于两种不同的基本考虑：其一，只是根据表面的因素联系为应对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过程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对策；其二，根据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人类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将当代中国问题置于这种背景和话语中考虑其相应的对策。后一种考虑显然是有学术支撑的，而前一种不一定有。前一种对策是政研室可以提供的，后一种对策则只有真正意义的“智库”才可以提供。我们建立智库就是为了给党和政府提供后一种对策，而不是为了提供前一种对策，因为前一种对策已经有“幕僚”们提供，不一定需要“智库”提供。

三  我国智库建设必须依托学术

　　为什么19世纪以来的西方和当代中国需要以学术为支撑的智库呢？这是因为伴随着人类包括中国的全球化、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日益明显地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情况：一方面一国、一地区的问题与他国、他地区的问题乃至整个人类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环境问题、民生问题等各种人类生活问题难解难分地纠缠着，而这两个方面又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涉及人类科学的不同领域，需要运用这些科学领域所确立的科学原理来解释这些问题，并结合实际情况来提供解决问题的对策。这就是智库的独特意义和作用之所在。智库的使命说到底就是依托学术成果或者说基础研究成果来研究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有了这样的研究，我们提供的对策就不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策，而是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对策，根据这种对策建议做出的决策就不会发生或少发生方向性、全局性的致命性错误。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在此特别提出，我国的智库建设一定要坚持以学术为支撑的原则，切忌在学术界之外、脱离学科再建一批编外政研室。编外政研室提供的对策虽然可能比编内政研室要客观、公允一些，至少可以给党政机关多提供一些对策方案，但它不能真正承担“智库”的角色。依赖这样的所谓“智库”不能真正解决我们实际生活中面临的各种复杂现实问题，更不能依靠它们提供的方案解决我国发展战略问题和重大公共政策问题。没有学术支撑的智库不是真正的智库，真正的智库必须有学术支撑。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新华网，2015年1月21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智库建设的系列讲话。

　　本文根据湖北大学江畅教授在第十六全国皮书年会（2015）上的讲话录音整理而成。

　　《本文摘自：皮书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 2016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