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2017年《社会体制蓝皮书：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报告NO.5》发布会在京举行。

　　蓝皮书指出，2016年，在新媒体、新技术的推动下和新的管理政策的干预下，重大公共舆情事件较之往年仍然多发，但相比于2015年乃至于更早以前，发生了较为深刻的改变，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第一，突发事件作用弱化。纵观2016年的重大公共舆情事件，可以发现，较之于往年，突发事件对舆情的作用呈现弱化的特点。2015年，重大公共舆情事件的一个特点是“突发事件是舆情事件的重要载体”。然而，2016年，这一特点发生了变化，突发事件不再是重大舆情事件的载体。舆情载体的去突发事件化，一是新媒体时代以来各类舆情事件“洗礼”的结果，二是各地区各部门同步加强应急管理与舆情管理的成效。相对而言，河北邢台洪灾中面对舆情的“鸵鸟心态”在当今已经很少见了。

　　第二，新兴问题舆论渐热。2016年，一些新兴领域的、管理部门尚未来得及研究的问题，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发展成重大公共舆情事件。这些事件的共同特点是与互联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电信诈骗问题、信息安全问题、互联网金融问题、互联网广告管理及互联网约车等。此类新兴问题大部分与新技术发展密切相关。新技术的出现给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新的变革，改变着既有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秩序，对社会管理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但在带来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和弊端，自然会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议论，成为公共舆情事件的重要载体。

　　第三，警民关系几次成为舆论热点。2016年，涉警舆情的出现频率非常高，警民关系几次受到公共舆情的广泛关注。主要存在执法暴力化、执法欠规范、警察威严受到挑战、警察弱势化等原因。

　　第四，社会情绪有暴戾化现象。2016年的诸多事件表明社会情绪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暴戾化现象，表现为：一是解决问题方式暴力化，二是情绪宣泄极端化，三是伤医事件屡有发生，四是校园暴力事件频发，五是灭门案时有发生。

　　第五，中产忧虑开始显现。2015年以前，公共舆情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底层的情绪表达。进入2016年，中产阶层由于对自身利益的担忧而日益通过舆论表达情绪，使得中产阶层对舆情事件的贡献度明显增大。中产阶层的担忧迄今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校园污染问题，高考减招，司法公正问题及民粹主义抬头。

　　（参见《社会体制蓝皮书：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报告NO.5》p357~36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