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又称“社会蓝皮书”）自1993年出版第1本，到2017年出版第25本，走过了整整25年的时间。一些历史节点上所做的阶段性判断，还是很有前瞻性的，至今读起来仍然回味良久。

1992年，当时主管社会政法学科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流教授，提出由社会学研究所牵头，由当时的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教授实际主持，组成“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究竟什么是“社会形势”，我们当时查阅了很多文献，都没有找到确切的说法。国外的文献中，几乎没有人使用“社会形势”的概念进行学术研究。第一本“社会蓝皮书”的总报告，一开始就给“社会形势”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认为“社会形势是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社会系统运行状况的综合性表现”。

“社会蓝皮书”一开始也想建立预测模型，预测下一年度的一些主要社会指标，如居民收入、城镇化率、失业率、犯罪率、基尼系数等。但后来发现，这样做的风险太大。我们曾去一些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与做经济预测研究的人员座谈，绝大多数人认为，这种短期系统性的指标预测准确率不会超过20%，特别是对于社会形势来说，更是如此。

社会科学的预测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社会科学的预测模型都是开放的，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全部的影响因素，而一旦一个新的影响因素加入，原有模型的变量之间关系就全改变了。社会形势比经济形势的影响因素要更加复杂，比如说你预测社会政策突然变化的影响和突发事件的影响，其实严格地说与算命和掷骰子没有太大区别。

那么，是不是说社会形势预测没有规律可循呢？那也不是。翻阅这25年的预测结果，绝大多数还是比较靠谱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特殊的不可预测的影响因素，多数指标的变化是稳定的。比如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速度，几十年中都是以每年1个多百分点的速度在提高，增长和变化情况相当稳定；再比如我们测算出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最重要的是受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和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就可以解释整个收入差距的约60%，那么一旦城乡和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情况，也可以据此推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开始出现逆转。当然，在社会形势方面，一些与政府政绩挂钩密切的社会指标，比如说犯罪率变化，往往很难找到稳定的变化规律。

为了撰写这个记述，我重新认真研读了25年来“社会蓝皮书”的总报告，感到这些总报告在一些历史节点上所做的阶段性判断，还是很有前瞻性的，至今读起来仍然回味良久。

1.关于1992年社会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的判断

《1992~199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是第一本“社会蓝皮书”，那时刚刚发表了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国内经济社会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记得当时为了准备这篇总报告，我和方明专门去广东省的深圳、东莞、顺德等地进行了十多天的调研，对当时发生的快速而深刻的变化印象极为深刻，但同时也对一些过热的现象感到担忧，这些调研都对总报告的判断产生影响。当年的总报告提出“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和“社会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的判断，并从六个方面分析了转折性变化的特点，即社会主导价值发生变化，改革的深度和力度发生变化，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对外开放迈出了新步伐，社会变革的程序和社会参与方式发生变化，社会精神面貌和社会心态发生变化。该报告也清醒地提出警告：基建投资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债券热和办公司热成为1992年中国经济的五大热点，从主流上看，这些“热”是积极合理的，但是从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过高、银行贷款增长过猛、货币超发行严重、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日趋紧张、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交通运输全面吃紧、工业品继续积压等情况看，这些“热”中显然存在某种盲目性和不合理因素。据统计，1992年全国各地乡以上单位计划建立开发区8700多个，如果全部投入开发的话，约需资金30000亿元。

这篇总报告关于社会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以及对过热经济现象的严厉口气，引起社会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而到2014年，1~9月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同期增长20.9%，居民消费价格同期上涨23.3%，零售物价上涨率大大超过1988年的18.7%和1989年的17.8%以及15%的严重通胀警戒线。

2.关于中国发展进入人均GDP 1000~3000美元的关键时期的判断

2005年“社会蓝皮书”的总报告提出一个大的判断，认为中国发展进入人均GDP 1000~3000美元的转型关键时期。这个关键时期往往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政治体制不断应对新的挑战的时期，是既充满新的机遇，又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的时期。该报告还认为，国际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曾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后进入这个时期，但后来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些发展顺利的国家和地区如今人均GDP已达到1万~2万美元，而另一些没有解决好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的国家和地区至今人均GDP还停留在不足3000美元的水平，这是中国应当引以为戒的。

这篇总报告还特别强调，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新的全球化影响等一些特殊因素，中国在进入人均GDP 1000美元的关键时期之后，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的特殊国情。第一，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中国的农民数量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还如此大，要特别注重城市化的问题和降低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的问题。第二，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收入差距没有按照应有的规律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继续加速扩大。第三，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是具有劳动力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根本缓解。第四，与一些国家人口先富裕后老化的规律不同，中国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严格的人口控制，人们是还没有富裕起来就过早老龄化。第五，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农村按国际贫困标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美元）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这也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第六，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应当高度关注民主意识的成长，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

该报告还提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兴起与小国的兴起对国际影响完全不同。以往的发展经验说明，大国的兴起和更替往往会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并可能引发势力范围争夺的国际冲突。中国在目前快速提高国际经济社会地位的时候，应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处理好国际关系，特别是处理好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为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争取较好的国际环境。

关于这个人均GDP 1000~3000美元关键发展阶段的判断，被广泛引用，但也有一些争议和质疑。但现在看来，它很类似于一种低水平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假设和判断。

3.关于中国发展进入新成长阶段的判断

2010年的“社会蓝皮书”总报告以“中国进入发展的新成长阶段”为题，指出我国将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而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居民消费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开始进入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新成长阶段。这篇总报告从六个方面阐述了新成长阶段的特征，即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进入中期加速的新成长阶段，社会结构变迁进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新成长阶段，人民生活进入大众消费的新成长阶段，高等教育进入大众教育的新成长阶段，社会保障进入构建覆盖全民体系的新成长阶段，改革从主要是经济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的新成长阶段。

该总报告强调，这个新成长阶段呈现的一些新特征，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新一轮增长周期的推动力，与过去相比将发生明显变化，将更加依赖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和国内消费增长。并且认为，转变发展方式、深化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新成长阶段的主要任务。

应当说，我们比较早地感觉到，在2010年前后，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使得改革开放前30年所面对的主要发展问题和挑战与之后的后30年相比，有了重大的差别。后来，我在2015年“社会蓝皮书”中，以“‘新常态’背景下的新成长阶段”为题写了一篇代序，重新强调了这个判断，认为从近两年发展的情况看，这种新成长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发展趋势的新特点，或者说在社会发展方面呈现出一些转折时期的特征。该文以一些关键性的数据表明，我国发展出现六个方面的阶段转折，即城镇化发展的阶段转折、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阶段转折、收入分配变化的阶段转折、职业结构变动的阶段转折、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社会发展质量的阶段转折。

这些关于新成长阶段的研究和判断，可以说从一个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诠释了经济新常态作为一种发展阶段的社会背景以及我们面对的新的战略选择。

在25年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过程中，也不断地出现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有时我作为这项课题的实际负责人，也感受到不小的压力。所以说，这项课题研究能够坚持25年，也的确不容易。这里，我记述几个印象深的例子。

1.关于“社会转型”的提法

第一本“社会蓝皮书”在写作总报告时，就讨论采取什么样的理论分析框架，最后还是选用了我们当时出版不久的《中国社会发展报告》的分析框架，即“社会转型”。但这个概念，当时媒体和官方文件都还很少使用，在含义的理解上似乎也有些敏感，因为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刚刚发生政治巨变，人们对“转型”的概念抱有警觉。当时在讨论中，“社会蓝皮书”的主编之一江流教授就提出一种担心：“人们会不会有疑问，社会转型是往哪里转呢？”另一位主编陆学艺教授和我则认为“社会转型”的概念有力度，很难找到其他的概念来分析和描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刻变化。经过多次讨论，江流教授拍板同意使用“社会转型”作为核心概念。第一本“社会蓝皮书”的总报告专门写了一段话来定义“社会转型”：“从1978年肇始的改革开放，将中国推上了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化的轨道。十几年来改革开放成果的积累和巩固，使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整个社会结构正处在转型时期，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

“社会转型”后来成为学界普遍使用的分析概念，但伴随着它的争议和讨论一直存在。这篇总报告对“社会转型”的定义，我后来概括为两个巨变的同步进行,即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

2.关于“城镇调查失业率”的使用

2008~2009年“社会蓝皮书”的总报告，用了一个很响亮，也很有力度的名字——《力挽狂澜：中国社会发展迎接新挑战》。2008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当时中国社会各界都在进行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30年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成为中国走向未来的新起点。很多人期待，2008年在北京成功举办的奥运会，就像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和1988年的汉城（首尔）奥运会一样，成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事件。与此同时，国内发生了汶川特大地震灾害，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快速反应，国际上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2008年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增速明显放缓，出口导向的中小企业运行困难，我们派出的几个调查组都感到就业形势急剧恶化，农民工失业返乡的情况比较突出。那时，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了2008年1~9月“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多一点，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统计城镇户籍非农从业人员的失业情况，并不覆盖一些未登记的失业的农民工，因而失去了准确反映我国就业形势的灵敏度，十几年中每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都是4%略高一点，而这个时期就业形势有很多波动。

在讨论中，课题组为使用什么指标反映2008年就业形势的恶化而苦恼，恰好那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进行了第二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最后就决定用这个调查的数据来测算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调查失业率是各国监测就业情况普遍使用的指标，国家统计局也已经探索多年，但因为统计还不完善，一直也没有公布。

我们那一年的总报告，在分析就业形势时指出，“从2008年全年来看，就业面临五方面压力：一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需要就业的青年达到历史新高；二是自然灾害（雪灾、震灾、水灾）造成一批企业停产、停业和个体工商户歇业；三是一批出口导向的中小企业因经营困难倒闭；四是为节能减排关闭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五是2008年是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最后一年”。总报告还强调，“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批出口导向的中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和破产倒闭，农民工歇业、失业和返乡现象比较突出。根据对广东部分企业的调查，企业减员一般达到了20％。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8年5~7月的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城镇调查失业率达到9.6％”。就是这个“城镇调查失业率达到9.6％”的表述，因为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差异很大，引起高度关注。而一些并不知道“调查失业率”与“登记失业率”差别的媒体，则对此广泛报道，一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

在当年一次讨论就业的高层会议上，也有重要领导询问，到底是政府部门公布的失业率准确，还是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数据准确。领导的询问给有关政府部门造成很大压力，好几个部门都来找我询问和沟通，并且详细检查我们全国大调查的抽样方案和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测算方法，我的心理压力也很大。有人授意我通过媒体采访，说明两个失业率的差别，以便消除某些误解。最后，我没有同意主动接受记者采访的建议，担心媒体会进行非学术性的新一轮炒作。我只同意就这个问题写一个内部的报告，进行详细的说明。

在我们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之后几个月，2009年2月2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受金融危机影响，目前因失业返乡的农民工达到两千万人，并预测2009年就业形势会十分严峻。据我了解，“失业返乡的农民工达到两千万人”的数据，是根据农业部300多个固定观察点的调查推算出来的，这与我们的数据反映的情况大体吻合，关于我们擅自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一事，也因此而不了了之。这次小风波和我写的关于建议使用调查失业率的内部报告，后来还是发挥了作用，近几年我国已经开始公布和使用大中城市的调查失业率。

3.关于“幸福感”和“政府满意度”

社会形势分析有一个很独特的方面，就是它不仅仅根据客观指标的分析来反映现实层面的变化，也注重根据主观指标来反映社会心态的变化。“社会心态”这个词在我国目前已经用得很广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理研究室还把“社会心态”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并给“社会心态”下了一个定义：“社会心态是人们对自身及现实社会所持有的较普遍的社会态度、情绪情感体验及意向等心理状态”。这个反映社会心理变化态势的概念，在英文中其实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概念，相近的有social psychology、social mentality、social attitudes等，但都很难准确传达中文的“社会心态”的含义。

社会心态实际上是判断社会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常言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在很多情况下，人心向背都会成为社会形势变化的决定性因素。而且，随着中国的社会巨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更加关注对现实生活的主观感受，幸福感、安全感、公平感、满意度、相对剥夺感、获得感等，都成为了解社会形势的重要指标。但主观指标的变化有其特殊的规律，往往与人们的常识判断有很大的不同。“社会蓝皮书”对社会主观指标调查数据的公布，也经常引起热议和受到非议。

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即“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这个结果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一些知名专家甚至也认为不合常理。他们认为，中国的农民那么穷、那么苦，你们还说人家幸福感高，这是御用文人的粉饰太平。其实，社会心理学界对幸福感的研究已经有近70年的历史，有大量的经验调查和分析结果。幸福感的变化有一个基本的公式：幸福感=幸福的期望值/获得幸福的能力。每个人对幸福的期望是不同的，如果你的信息比较封闭，你的对照比较的圈子就很小，你就是与你周边的人进行比较，那么你的幸福期望值可能较低，当你从农村走入城市、从国内走向国际，你的对照比较的圈子大了，幸福的期望值也会大大提高。而如果你获得幸福的能力不变或者提高的程度不如幸福期望值提高的程度大，你的幸福感就会降低。这也是为什么富人并不都是幸福的，例如不丹那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国民幸福指数却会很高。所以，幸福感与发展水平或生活水平完全是两回事，幸福感这个指标也有它的两面性，一方面幸福感可能表示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比较和谐平衡，社会中没有充满焦虑和戾气；另一方面也可能表示小富即安、封闭自足、不思进取。科学研究要秉持科学精神，不能因为社会舆论把专家讥讽为“砖家”，就向社会舆论低头。后来，很多学者对农民的幸福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几乎都没有得出与幸福感公式相悖的结果。

2011年的“社会蓝皮书”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即2010年城乡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比上年下降，这个结果被媒体广泛报道，引起政府高层人士的关注和质疑，我也被责令对此做出说明。全国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调查，由零点调查集团公司实施，已经进行了十几年。总的来看，这条满意度变化的曲线，每年都是沿着一条轴线上下进行微小波动，2010年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总体生活满意度这个指标，实际上是由近20项分项调查指标合成，造成2010年总体生活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因素，是个人经济状况满意度、职业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娱乐生活满意度和物价承受能力等指标的下降。来自政府高层的质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们认为2010年就业形势稳定、居民收入继续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也加速扩大，这些领域的工作成绩都显而易见，为什么这些方面的居民满意度还会下降呢？

这种质疑也促使我们对满意度这种主观指标的变化原因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影响总体生活满意度变化的因素很多，我们很难像用投资、出口和国内消费三大因素来说明经济增长那样，找到固定几大因素来推定满意度曲线的变化。但是，我们可以总结出几条变化的规则。其一，生活满意度的变化不是一条持续增长的直线，而是一条沿中轴线波动的曲线，不要期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或政府工作的努力，满意度也会像GDP一样，不断地增长。曾有一个时期，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显示政绩，也自己组织满意度调查，每一任领导都要求满意度高于前任，结果出现有的调查就给被调查者两个选项，即“满意”和“基本满意”，搞得令人啼笑皆非。其二，一些关键点的不满情绪会产生扩散性的影响，把对一个问题的不满扩散到对其他方面的不满，从而产生总体性的不满。比如物价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2010年的物价水平在多年平稳的背景下一度上升了7%，尤其是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肉、蛋、菜等食品价格上升的更多，对庞大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因为这些阶层生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相对较高，这种不满产生了扩散效应，也影响到对就业、社会保障、娱乐生活等方面的评价。再比如，一年中的社会治安各项指标（包括犯罪率等）可能都还不错，但一次突发性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或暴力恐怖事件发生以后，经网络传播渲染，可能会搞得风声鹤唳，从而影响人们对整个社会安全环境的评价。其三，某些细微的社会问题经长期积累和汇集，到某一个关节点上，会借助一些偶发事情集中爆发，使社会心态发生意想不到的逆转。

总之，社会心态让人感到似乎是一个充满“神奇”和“意外”的研究领域，就像有时天气阴晴莫测，友谊的小船也说翻就翻。也正因为此，在社会巨变的背景下，应当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社会心态的变化规律，要懂得“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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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专业化二十年（1997～2017）

谢寿光 主编

蔡继辉 吴丹 副主编

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