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发展报告（2016-2017）》指出，西方对非合作复苏的基础不牢导致“援助疲劳症”可能再现，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或效仿中非合作，或以中非合作为潜在竞争对手，进一步凸显中国引领国际对非合作的重大潜力。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大国对非政策的差异化发展明显，西方发达国家在非洲的优势重建努力效果逐渐显现，同时新兴大国对非合作后劲不足态势也开始显现。但2016年的发展似乎预示着某种新的转变。

　　首先，欧美对非可能“援助疲劳症”重现：尽管欧美对非合作的传统优势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有所恢复，但由全球权势转移决定了西方对非合作优势重建的根基不牢，尽管欧盟与非洲的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取得部分进展，但其他发展却相对消极：一是欧盟与非洲在和平安全领域的合作可能出现某种倒退，特别是欧盟的非洲和平基金预算结构调整可能对其在非洲的和平支持行动产生较大影响；二是英国脱欧不仅可能导致欧盟与非洲次地区的经济伙伴关系谈判更加困难，也可能拖累欧洲整体对非援助，并使欧盟在非洲和平安全领域的影响力下降；三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可能进一步激发欧美发达国家的“援助疲劳症”，同时强化西方内部对非政策的军事化倾向。

　　其次，中非合作开启转型升级进程：2016年，中国与非洲创新性地通过双边和多边努力，推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得到了快速和有效落实：一是中非双方于2016年7月29日成功在北京召开协调人会议，重大地推动了中非领导人共识和论坛峰会成果落实；二是中非合作的热度、广度和频度均达到新的高度，作为中非合作核心要素的经贸合作呈现合作结构升级、合作主体转变与合作观念转变三大变化；三是中国大力推进涉非三方合作，推动非洲发展伙伴关系的更好建构；四是中国大力促进非洲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地位提升，特别是通过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推出多项惠及非洲的政策努力。

　　最后，中非合作日益被当作潜在竞争或效仿对象：2016年，第六届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这是日本首次在非洲大陆召开这一会议；韩国则通过推动总统访问非洲、举办第五届韩非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及第五届韩非论坛等使2016年成为韩国的“非洲年”；印度总理纳南德拉•莫迪于2016年7月访问非洲四国，暗中加大与中国竞争力度；土耳其经济部则将2016年定为“非洲年”，试图消除其国内政治的潜在影响。

　　中国成为国际对非合作的引领者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这既可能使中非合作成为国际舆论聚焦，也为中国进一步完善机制体制、提升能力建设、加强对非伙伴关系建设等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原文参见《非洲发展报告（2016-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