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9日，由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以色列蓝皮书：以色列发展报告（2016）》发布会在京举行。

　　当前以印双边政治关系不断升温，经济、科技、防务、文化关系全面发展，尤其是防务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支柱，实现了互利双赢，也给未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以印政治关系不断改善，高层互动频繁，2015～2016年，印度总统慕克吉与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实现了互访，2017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访以。政治关系的改善带动了两国经济、防务、科技、文化关系的全面提升。尽管两国关系存在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就整体而言，两国在经济与科技上固有的互补性、地缘政治因素以及共同的安全利益使两国关系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印度和以色列发展关系存在以下有利条件：

　　首先，两国经济科技互补性强。以色列拥有世界顶级的高科技产业群，但国内需求有限，急需开拓海外市场，赚取外汇，进一步支持本国的科技研发，提升发展空间；而印度是综合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市场潜力巨大，急需引进技术加快工业化进程，增强发展后劲；以色列先进的农业技术、水处理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医疗器械、高端材料对印度提升经济发展效益，改善经济结构都有着重要作用。因此，以印几乎是天然的合作伙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印度的整体科研水平与以色列及欧美国家还有明显差距，但在发展中国家中无疑是出类拔萃的，特别是在信息软件、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领域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具备与以方开展科研合作的实力，两国在这些领域亦拥有光明的合作前景。莫迪上台以后，致力于将印度打造成制造业大国，积极改善经商环境，吸引外资，这使以印经济合作迎来新的契机。现任以印商会主席的安纳特•伯恩斯坦-里奇就认为，莫迪正努力使印度走向现代化，这为以色列提供了新的投资机遇。

　　其次，两国战略利益存在明显的交叉点。印度一直怀有强烈的大国之梦，非常重视提高军事实力，但自身的科研队伍难以支撑先进武器的研发与升级；以色列的军工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又急于为本国军火寻找出口市场以尽快回笼资金，因此特别看重印度庞大的军火市场，而且以色列作为中东小国，在经济上难以独自支撑开发或更新军事技术所需的巨额资金，希望在国际上寻求合作伙伴，这使以印的合作空间相当广阔。两国都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恐怖主义日益凸显的跨国性特征使两国都认识到协助对方打击恐怖势力就是保障自己的安全，两国的反恐合作基础深厚。印度已经从合作中受益良多，仍希望继续引进以色列先进的反恐设备，学习其丰富的反恐经验和实战技巧，而加深以印反恐合作对改善以色列的地缘环境也有积极意义。

　　再次，冷战结束以后，印度历届政府总体背离了尼赫鲁的理想主义外交观念，转而奉行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就中东地区而言，印度逐渐由以往的亲阿拉伯立场转变为在阿以之间寻求平衡，在支持巴勒斯坦的同时也不忽视以色列的经济与战略价值，这在莫迪上台以后更加明显。2014年7月，以色列在加沙展开“护刃行动”期间，莫迪政府一方面在国内向议会施压，阻止其谴责以色列；另一方面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谴责以色列的决议时投了弃权票，这与印度以往在联合国支持巴勒斯坦的传统大相径庭。虽然印度出于能源安全和其他战略利益的考虑，绝不会以牺牲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为代价去亲近以色列，但莫迪政府确实在阿以平衡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是以印关系发展的政治保障。从以色列方面讲，历届政府都努力推动以印双边关系的发展，各政党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太大分歧。

　　最后，考察以印关系绝不能忽视强大的美国因素。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并挤压俄罗斯在南亚的外交空间，积极拉拢印度，同时为了避免刺激巴基斯坦，没有直接向印度大规模出售武器，而是采取了默认并支持以印军事合作的策略，这才是以印防务关系升温的关键。2004年，以色列同意以11亿美元向印度出售3架费尔康预警机，已分别于2009年、2010年、2011年完成交付。2016年3月，印度决定再出资8亿美元从以色列订购2架费尔康预警机，这显然是在美国的允许下才进行的。与此相比，2000年，以色列在美国的压力下，单方面撕毁向中国出售费尔康预警机的合同，中以防务合作则由于美国的阻挠显得举步维艰。由于美国拉拢印度的策略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以印经济科技的互补性以及共同的战略利益也将长期存在，这些因素显然会继续为以印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参见《以色列发展报告（2017）》以色列与印度关系：历史与现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