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澳门基金会在推进两地学术交流合作方面，一直起着探路人的作用。拓宽研究视野和完善理论建构都是为了提升澳门人文社科研究的质量和水平，最终构建澳门的本土知识体系及解释体系，建立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今年时值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15年来，随着澳门与内地学术文化合作日趋紧密，澳门人文社会科学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作为两地学术交流的重要推动者和组织者，澳门基金会今年适逢成立30周年。在这个具有双重意义的历史节点，本报记者专访了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报》：回归祖国15年来，澳门地区人文社会科学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

　　吴志良：自回归以来，澳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展。在广度方面，回归前，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历史方面；回归后，随着“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落实，社会各界对其他领域的系统研究，特别是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研究有了新要求，造就了今天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花齐放的局面。在深度方面，回归前，研究工作多集中在基础资料的梳理上；回归后，因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开始进一步结合学术理论从事各类型的实证研究，研究方法也从以质性研究为主，逐步发展至质性与定量研究并重且注重跨学科研究。

　　从研究队伍来看，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及研究生课程的普及，出现了一批熟悉科学研究方法、精通外语的研究人员。令人欣慰的是，新人辈出，佳作不断，前景令人期待。

　　《中国社会科学报》：澳门与内地在学术文化交流方面走过了哪些历程，现状如何？

　　吴志良：澳门与内地多层次、全方位的学术文化交流，可从20世纪90年代谈起，主要通过招收研究生、机构合作和出版三个渠道实现。回归前，两地合作以培养人才为主，例如：当时的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学院通过澳门基金会在澳门设立研究生招收点，大大方便和鼓励了澳门学子前往内地深造；而内地一些高等院校，如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也针对当时澳门的社会发展需要而与社会团体合作，在澳门开办各类型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当然，澳门的高等院校也适当地招收内地学生，尤其是通过澳门基金会发放奖助学金，鼓励内地学生来澳进修葡语。

　　回归后，两地的学术文化交流有增无减，内地高等院校每年录取约200名澳门学生修读研究生课程，而澳门高等院校中，内地研究生占60%左右。在内地相关机构的支持下，我们成功将澳门历史城区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随着粤港澳合作的全面开展，两地合作范围进一步突出了区域层次，例如：合作将粤剧申报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举办“粤港澳学术研讨会”等。澳门同时也成为学术文化交流合作的较好平台，使澳门与内地的合作进一步对外扩大，每年举办的“中国葡语教学国际论坛暨葡萄牙语作为外语教学法研习班”，以及通过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举办的各项研修班，都是很好的例子。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推进两地学术交流合作方面，澳门基金会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取得了哪些成果？

　　吴志良：澳门基金会由1984年成立的前澳门基金会和1998年成立的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于2001年合并而成，旨在促进、发展和研究澳门的文化、社会、经济、教育、科学、学术及慈善活动。澳门基金会在推进两地学术交流合作方面，一直起着探路人的作用。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先后与广东、上海、福建和北京的社科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合作展开一些研究项目，例如粤澳关系研究、青少年行为研究、福建籍移民研究、高科技产业发展研究、环境产业研究等。近年，我们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深圳大学合作，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法律的实施情况，以及澳门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展开大型研究项目，为落实 “一国两制”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澳门基金会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一起，推动成立“两岸四地学术期刊高层论坛”。此外，2007年起，我们每年组织澳门人文社科界学者前往南京研修，以此让澳门研究人员了解国家发展的最新情况，并吸收学科发展的前沿知识，同时也可使内地研究人员了解澳门发展的最新情况，建立联络管道。

　　另外，通过推动出版项目，使澳门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得以扩大。20世纪90年代，我们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合作，编纂了澳门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回归后，又与广东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澳门丛书》23种，与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合作出版《澳门艺术丛书》10种，与三联（香港）有限公司合作出版 《澳门知识丛书》25种，并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开展《澳门研究丛书》、《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丛书》和《澳门蓝皮书》出版项目。其中，《澳门蓝皮书》自2009年出版以来，已成为一本全面反映澳门社会经济年度发展情况的权威读物，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此外，我们还设立“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这是澳门基金会联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广东省社科联一起开展的项目，旨在鼓励两地研究人员思考澳门、研究澳门。参与评奖的情况在过去三届都相当活跃，共收到近1500份参选论文和著作，且每届参选成果的质量都有可喜进步。近期，我们还将向内地若干重点院校有志从事澳门研究的硕、博士研究生发放 “澳门研究奖学金”，进一步推动澳门研究向长远纵深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围绕澳门回归15周年，两地将推出哪些重大学术文化交流活动？

　　吴志良：今年适逢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15周年，全国港澳研究会将在澳门举办年会，澳门基金会将作为承办机构参与。本次年会将广邀专家学者，深入探讨、总结并展望“一国两制”在澳门和香港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情况。此外，澳门基金会将与澳门大学和其他机构合作，举办“第四届澳门学国际研讨会”，同时，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合作，对澳门学进行深度笔谈，并将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合办“澳门书展”和赠书活动。澳门基金会还与文化部中国民间民族文化中心合作，编纂 《十部文艺文志书集成·澳门卷》以及开发“澳门记忆”项目；与广东中山图书馆、葡萄牙外交档案馆和广东大沿海出版社公司合作，出版32卷《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清代卷）。其他机构筹办的活动，亦将陆续公布。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本人及澳门基金会的积极推动下，澳门学已引起广泛关注。有学者认为，澳门学的发展重点在于拓宽研究视野和完善理论建构，您对此有何看法？

　　吴志良：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拓宽研究视野和完善理论建构都是为了提升澳门人文社科研究的质量和水平，最终构建澳门的本土知识体系及解释体系，建立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在拓宽研究视野方面，我相信随着研究人员的历练增长，假以时日将可看到实质效果。在完善理论建构方面，我认为有两个要点：一是“澳门学”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它应覆盖哪些学术领域；二是对澳门学应采取怎样的哲学立场，也就是本体论的问题。

　　“澳门学”应包含什么内容，目前学术界还未取得共识。值得留意的是，现阶段不少学者认为“澳门学”应指澳门本土的历史和文化研究，而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其本身就是研究视野广度不足的结果。我们应将澳门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进程与世界和祖国的发展进程联结起来。在时间点方面，更不应单纯放在16—18世纪，而应从澳门历史发展时期的全域加以观察。只有通过这条路径，才能解答“澳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重大问题，才能真正认识澳门在祖国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澳门学才可以体现出其价值。

　　从这个角度出发，澳门学的研究工作就像三维拼图一样，把与澳门相关的每个学科、每个时域的板块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澳门学完整的研究图景。所以，我们对澳门学采取的哲学立场，应该是实证主义和演绎主义并举，根据研究课题的性质、研究资料和数据的保存状况进行弹性处理。

　　在推进澳门学研究方面，澳门基金会将一如既往地扮演推动者、促进者和组织者的角色，通过举办更多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使有志从事澳门学研究的人员能通过这些平台，取百家之长，从而达至拓宽视野、完善理论建构、提升研究质量之目的。换句话说，澳门学应为促进澳门全面发展提供学术支撑和知识支持，为“一国两制”的正确实施提供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