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贸易与环境问题一直以来被学界广泛关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进程的逐渐加快，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遏制全球变暖趋势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威胁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研究表明，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CO₂的增温效应占全部温室气体总增温效应的71%。然而，在一国的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的增长往往伴随着CO₂排放量的大幅度增加，进而对环境造成巨大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世界制造业大国，无疑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与挑战。根据世界能源署（IEA）的统计，中国的CO₂排放总量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CO₂排放国^[1]。

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之一，出口贸易随着我国加入WTO之后蓬勃发展。2007年，出口贸易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18.1%，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2]。作为“世界加工厂”的中国，伴随巨额贸易顺差而来的是大量的能源资源消费和不断攀升的碳排放（图1）。由于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3]，加之与发达国家相比偏低的能源效率，造成我国的CO₂排放强度整体偏高。

图1 中国经常账户余额与碳排放量趋势

作者以中日贸易为例，对货物贸易中的碳排放问题进行了研究。选择日本作为对象国，主要是因为：第一，与中国目前能源利用效率相比，日本的能源效率较高，位居世界前列。由于能源的极度匮乏，日本的能源自给率仅为4%，其余90%以上依靠进口^[4]。为应对能源供给不足，日本政府一方面积极调整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节能技术，推广可再生能源，以降低能源资源消耗。第二，中日两国之间贸易额较大。根据日本财务省发布的2006财年（2006年4月～2007年3月）贸易统计速报^[5]显示，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0年，中日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977.7亿美元，占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进出口总额的10.02%^[6]。最后，近年来，中日贸易呈现产业内贸易总体规模扩大，矿产、水泥等高碳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程度加深的特点；同时，中国对日出口向高碳产品转移的现象也值得关注。

二 文献综述

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随着全球变暖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日趋明显，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贸易对一国CO₂排放的影响。已有文献对贸易与碳排放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计算由贸易引致的碳排放，（Lenzen，1998、2001；Machado，G.et al.，2001；Peters and Hertwich，2005；Bin Shui and Harriss，2006；Christopher L，Weber et al.，2008；刘强等，2008；Yan and Yang，2010）；研究国际贸易中的高碳排放产业转移（Munksgard et al.，2002；Wyckoff and Roop，2003；Limmeechokchai and Suksuntornsiri，2006；Maenpa and Siikavirta，2007）；研究贸易结构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沈利生、唐志，2008；朱启荣，2010；尹显萍等，2010；尹显萍、石晓敏，2010）。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碳排放的研究逐渐深入，从单纯对碳排放量的计算上升到剖析产业转移、贸易结构等更为深层的因素对碳排放可能存在的影响。本文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利用最新的投入产出表，对中日两国主要出口产品的碳强度进行了计算。使用面板数据，同时引入行业变量，对中日两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贸易模式与碳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学者普遍关注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高碳产业转移问题上，本文利用对贸易数据变化的跟踪监测，寻找出具体行业转移的证据。最后，本文从降低碳排放的角度，对中日两国的贸易结构进行了对比，将产品碳强度与产品的出口比重在同一坐标系内进行分析，并发现日本的贸易结构更有利于实现低碳发展。

三 研究方法

（一）测算各产业部门产品完全碳排放强度的方法

目前学界计算产品CO₂排放量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利用投入产出法（Input-Output Assessment），一种是利用生命周期评价法（Life Cycle Assessment）。生命周期评价法是一种对产品、工艺过程和活动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的能量与原材料需要量以及对环境排放进行量化评估的研究方法。由于产品种类繁多、生产过程复杂，使用生命周期法很难对每种产品进行分析。而投入产出法的优势在于，利用投入产出表，可以全面地计算出任何一种产品在其生产过程中直接或者间接的碳排放，体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