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地震、核事故及能源政策的战略调整

东日本大震灾和福岛核电站事故给我们带来的冲击之大前所未有。而在这场空前的大灾难面前，短暂惊慌失措之后，灾区人民、日本全国乃至世界人民开始投入灾后重建以及复兴灾区的艰巨任务之中。震灾复兴，应先从灾区群众的生活保障和心理复健开始。

同时，以“灾后”这一词的产生为例，人们在此次大地震之后对价值观有了较震前更为具体化的认识。我们一直在说战后日本，那是因为我们认为有必要和战前的日本做出明确的区分。正如宪法所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战后出现了根本差异一样，在大地震之前和之后，我们的想法也出现了巨变。在各种各样的领域，战略转换和战略调整这些用语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对能源基本计划重新评估已经开始。2010年内阁会议制定的能源基本计划中曾对大幅增设核电站作出设想，然而今时今日，这一计划俨然已成了明日黄花。受到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影响，市民的反核运动日益高涨，2011年6月震灾复兴设想会议所提出的七原则之一便是鼓励通过推进可再生资源来发展地方经济。另外，考虑到核电站事故而引起的电力供应不足可能会制约日本经济未来的发展，也有部分人建议再开核电站。不过，无论是提倡发展核电还是鼓励开发新能源，都只着眼于电力供应方面，并非在吸取地震经验之上全方位考虑能源政策。

灾后日本能源政策应该有的基本理念，即能源理念是什么呢？

对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事故，必须从科学、政策、社会等所有方面进行检讨。然而，直面此次事故，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了生命·安全·生态学的绝对性。核电站事故和随之而出的辐射污染，导致了大量难民的产生，同时对人体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生命和安全是最最应当优先考虑的，这一事实再一次摆到了我们面前。因此，考虑日本灾后的能源政策时，如基于优先生命和安全这样一个原则的话，想必大家都会赞同。可是，将优先生命和安全这一原则作为能源政策的基础，并使之具体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福岛核电事故的发生打破了核电站的“安全”神话，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技术。虽然对发电技术进行风险评估非常必要，但值得信赖的风险评估体系并未完全确立。不仅如此，即使在对低水平射线的影响评估已经明确的情况下，专家之间的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仍时有发生。甚至，核电站事故之后频繁亮相于媒体的各路专家亦不能正确地诊断出核反应堆内部的事态发展。所以在现如今人民群众的眼中，专家都成了“砖家”。

虽说有关发电技术的风险评估和核电站的状态诊断只有专家才懂，但只凭专家的见解来进行判断的话，多数日本国民亦断不能同意。先不说专家之间也是意见相左，对于何种程度的用电风险，用什么电，国民理应有决定的权利。从这个角度上看，或许我们应该在参考专家的意见的同时，尊重国民应有的决定权。现实生活中，提倡用公民投票的形式决定是否脱核的运动越发声势越大。该运动亦可同国民应该有电源选择权这样的议论相联系。

在地震前后已能确定会发生范例转换的领域是能源政策领域。而有关今后电力·能源政策的具体方向性问题，虽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有两个问题已经明确。其一，以可能出现大量电力消费为前提并以保证充足电力供给来满足这些消费需求为宗旨的电力供给策略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一直以来，我们纠结于核电站的安全审查体制以及替代核电的电源电力供给系统的安全性和电力的稳定供给等电力供给方面，而此次地震警示了人们要对电力需求从根本上进行重新考量。对此，我提出了关于节电所的设想（植田和弘「能源政策再构造∶各种电源成本的验证是前提」『日本经济新闻』「经济教室」2011年5月19日），从电力需求与供给的调节系统角度来看，电力市场的自由化这个论点必不可缺。

二 节电与电力、能源的经济属性

今夏（2011年夏）的节电活动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检讨电力需求。通过地震后实施的计划停电以及企业和家庭的节电行动，日本实现了减少15%的电力消费的目标。每年的能源白皮书虽将节能放在了重要位置，但在实际中却未能认真贯彻。诚然，节能在今夏以节电的形式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对在这一行动中吸取的经验和教训的充分审视仍旧必要。关于此次事态，我们至少可以明确一件事情：当真正切实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