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是当代发达国家近20多年来经济结构变化和产业升级中最令人瞩目的戏剧性现象。相对于直接满足最终需求的消费者服务业（consumer services）来说，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如下三个显著特征：第一，它的无形产出体现为“产业结构的软化”；第二，它的产出是中间服务而非最终服务，体现为被服务企业的最重要的生产成本；第三，它能够把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入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当中，是现代产业发展中竞争力的基本源泉（刘志彪，2006）。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的特性和功能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经历不断凸显和强化的过程。在工业时代，由于生产性服务越来越广泛地被动参与到生产制造的过程中，它的角色逐渐从具有润滑剂效果的管理功能，转变成一种有助于工业生产各阶段更高效运营以及提升产出价值的间接投入。在后工业时代，经济发展不仅仅依赖于工业生产，而且仰仗于各个经济部门，生产性服务更全面地参与到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而成为新型技术和创新的主要提供者和传播者，具有更多的战略功能和“推进器”效果。

表1 生产性服务在先进的生产系统中角色的演变

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制造业推动功能的凸显，引起了社会科学家的广泛关注。众多学者围绕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发展规律、对经济和就业增长的贡献、区域布局、与制造业的关系等主题，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了深入探讨。本分报告拟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这一主题下，对中外相关文献进行评述，从而从理论上明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机制，并在中国特殊的情境中，实证地考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竞争力的关系。

一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几种流行的观点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在资源有限的情形下，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对它们实行怎样的产业政策？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差别较大。相关观点可归纳为“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互动论”和“融合论”。

（一）需求遵从论

“需求遵从论”认为制造业是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服务业发展处于一种需求遵从地位，即其通过对经济增长尤其是制造业扩张所引致的服务需求来产生影响，因此服务业发展附属于制造业发展。根据陈宪、黄建锋（2004）的综述，持这种观点的国外学者有Cohen & Zysman （1987）、Rowthorn & Ramaswamy（1999）、Klodt（2000）、Guerrieri & Meliciani（2003）等。我国学者张世贤（2000）认为工业化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难以跨越的“卡夫丁峡谷”。我国的现代化任重道远，我国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正在转化为竞争优势。所以我国应当进一步扩大工业投资，提高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他认为，只有工业化和城市化都达到了一定水平，才能形成对于服务业的需求和市场，服务业才有可能获得高的要素投入回报。江小涓、李辉（2004）的研究指出，虽然过去20多年里服务业没有取得预期的高速增长，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没有显著提升，但我国却能在这段时期保持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增长速度，服务业发展滞后并没有成为增长的障碍。由此可得出判断：我国经济还没有进入需要服务业迅速增长的阶段。^[1]显然，这个判断也暗含着服务业发展是经济增长附属物的假设。刘培林、宋湛（2006）通过分析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部门从其内在属性上看，是一个相对“昂贵”的产业，因为其装备一个劳动力所需的资产量比制造业多，财务效益和经济效益比制造业差，而且进入这些服务业的投资门槛水平不比制造业低。他们据此得出结论，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之下，将大量资金投入生产性服务业的机会成本大于投入制造业的机会成本。

（二）供给主导论

“供给主导论”认为，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不可能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Pappas & Sheehan（1998）、Karaomerlioglu & Carlsson（1999）、Eswaran & Kotwal（2001）在各自论文中阐述了这一观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提高社会分工程度、延长产品的生产链条、降低社会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就我国的实际情形来看，江小涓和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