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新批评》专刊创刊之初，编者们是比较低调的，他们认为，“新批评”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只是要革新“大家不满的、不痛不痒、不冷不热的泛泛而谈的假大空式的批评”，“尤其是针对那些一味捧杀或者棒杀的不正常的批评”，而没有单纯地指望于“批评的形式或者内容的创新”，《新批评》更多地是想倡导一种真诚、善意和锐利的批评风格，从真诚出发，用善意作基本态度，用锐利作必要标准，“调整并建立起一个好的批评生态”，使文学批评摆脱“官本位”“钱本位”和“权威本位”的束缚，同时培养一些文学批评的后备军。专刊，2011年6月创刊，半年时间不长，文章不算多，但在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原因在于《新批评》实现了创办者办刊初期就确定的“靶标精准”的定位，拓展了文艺批评的空间，提升了文艺批评对社会的影响力。

《新批评》亮相伊始，就发表了对贾平凹长篇新作《古炉》的一组批评文章，无论是打头炮的《精英写作的悖论与特权》，还是《怪力乱神的奴隶哲学》和《珍品还是赝品》二文，都是观点鲜明、角度独特、分析鞭辟入里的精彩文章。《精英写作的悖论与特权》一文指出，《古炉》这部负载着重大写作意义的作品，在未经过充分历史反思的个人记忆的引导下，更应该算作一部老作家暮年回首的追忆之作，而不是一部“直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最大历史运动的民族史诗”，“快感模式被取消了，深度模式被打散了，但以此为代价而突出出来的日常细节又不过真是一些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没有什么太值得把玩之处，更不像现代主义小说细节那样具有深奥丰富的象征寓意”。该文对《古炉》的判断是否正确，我们可以商量，但是，这种和名家进行对话的批评姿态，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我们在随后的各期中，还分别看到了对于王安忆的新作《天香》的不同观点，对于莫言《蛙》、齐邦媛《巨流河》的质疑，以及对于张爱玲《小团圆》、毕飞宇《玉米》、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等的评头论足。《新批评》敢于说“不”，对于名家作品不是顶礼膜拜，而是平等论说，甚至是主动挑刺。诚如郜元宝先生在《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文中所说，批评不成为批评，而为“抬轿人”已经久矣，“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算起，‘中国批评’为中国文学整整抬了三十多年的轿子，这是任何模范轿夫也会吃力和厌倦的事”。郜元宝慨叹“无奈轿中人硬是不肯下来”。《新批评》这次是把轿中人请了下来，不是抬着轿子走路，而是和轿中人同路跋涉，让批评重新获得了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批评》的创刊是一种让批评重获尊严的尝试。

我们的文艺批评常常会屈从于权力和金钱，在作品讨论会上做跟风说话的鹦鹉，在作品讨论专版上做拿钱说话的帮闲。与此同样致命的是，我们的批评还常常盲目屈从于权威、名家，一见所谓大家、名家就磕头如捣蒜。长此以往，似乎批评为作家抬轿成了天经地义，你一旦批评一个大家、名家，无论你说的是否有道理，自有人要怀疑你的动机。《新批评》打破了这个常规，试着以大家的作品为切入点来讨论当下文学创作的重要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如《迟子建创作局限论》一文，尽管该文部分用词是否准确可以再论，但是，该文对作家创作中在生活原型之外，常常出现“有样板作品为原型”的现象进行了深度解剖，用实证功夫，用真力甚至蛮力进行多向搜证，这种研究已经超出了对一个作家的批评范畴，上升到文艺理论事证的高度，能为更高层次的文艺理论研究提供某种支撑，是非常好的研究范例。

《新批评》对于批评之尊严的维护，是从提倡用文本说话、实事求是的批评作风着手的。郜元宝的《中国作家才能的滥用与误用》是这些文章的代表。作者对于中国作家群体目前存在的在写作上的盲目性与局限性，对写作风格的探索中存在的不自信与简单重复等致命问题进行了见血封喉式的批判。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被放在显微镜下进行了一番手术，读完全文有一种哀鸿遍野的悲凉，但又感觉它们确是振聋发聩的醒世之言。《新批评》上发表的一些大文章大多如此，而小的文章也多是针对文本就事论事之文，用文本细读功底来实话实说之文。如《中国作家的“魔幻之皮”》就对中国作家迷恋“魔幻现实主义”的现象进行了剖析。作者指出，中国当下的小说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