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年来，王安忆一直对上海这个城市投注观照，从四十年代上海的浮华声影，五十年代移民的进入，八九十年代的小市民阶层，喧嚣时尚的人物背后……《长恨歌》《富萍》《启蒙时代》《月色撩人》，王安忆以精细描摹呈现出各个时代的精神细节，书写出个人眼中的历史，成为“上海叙事”的代表。

2011年，《收获》第1期、第2期刊发了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天香》。其对上海这个城市，海派精神发展的脉络，追溯到了晚明，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写到清康熙六年（1667），勾勒了一幅清明上河图，也对上海的城市生态构成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翔实而又深度的描绘。长篇小说《天香》中描绘的上海士绅，是殷实富庶的人家，祖上经营盐业等，广有田地，子弟也读书科举，走上仕途，但数年之后就辞官回家赋闲，做官尤其是做京官，成了苦不堪言内心抑郁的“职业”。小说从顾家建造天香园开始，扩建、整饬……在明末的时候倾颓衰微。园林文化的穷奢极侈，士绅家族的兴衰命运，就像一个会呼吸的生命体，积淀了文化跟命运的转折，跟随一个朝代由盛转衰。《天香》既关注时代变迁中的人的命运，又试图从源头来梳理上海这个城市的文化来源；既有文人对建筑等器物的纷繁见识，又有对生命本真的向往。这就是上海的生态构成。

王安忆是一位写实主义的作家，明代上海发生的大事件，在小说中都有反映。抗击倭寇，疏通黄浦江、吴淞江，筑城，造桥，自然灾害，历史真实人物……它们并不仅是作为一种历史感的标签和点缀。王安忆说：“落笔前，我先列一张年表，一边是人物的年龄推进和情节发展，另一边是同时间里发生的国家大事，上海的城里以及周遭地区发生的事情。看上去似乎只是背景和气氛，但实际上是和故事有潜在的关系，比如疏浚、造桥，促进上海城的繁荣，市场勃兴，产出丰富，给天香园绣走出闺阁而成商品，面向消费开拓了道路。”

《天香》中顾家由盛而衰陨落的时候，男人们依旧挥金如土，在他们的玩乐里，藏着人生观，作家写得生动而有想象力，比如，柯海制墨是玩，也有人生的况味；镇海做和尚是因丧妻而起意，说是出世外，可一股脑将养老抚幼的责任推卸干净，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阿潜是声色犬马，移了性情；阿昉的豆腐店，是为实践他的俭朴哲学；阿暆呢，是革命……都挺出格的，都是逾矩，即使家道中落，男人也都是过着“艺术的人生”，所以才会有“天香园绣”应运而生。

天香园绣，也就是上海的“顾绣”，有着真实的史料依据。顾绣的发展是这部长篇的重心所在。小说里的天香园绣，有着三代人的发展，先是苏州织工出身的闵姨娘带来，后来是诗书熏染的小绸发展，至第二代有着南宋渊源的大家闺秀希昭，由绣入画，成为高雅艺术。王安忆说：“天香园绣和许多事物一样，从无到有，走向巅峰，俗话高处不胜寒，还就是盛极而衰，怎么办？放下来，也就是普及，或许尚能存一线生机……”女眷们的刺绣针黹，在申家败落时成为维持家道的生计。最后到了第三代，蕙兰开幔教授天香园绣法……天香园绣进入市井，教给了婢女，流入坊间，虽然为稻粱谋，却获得了勃勃生机。好比“礼失求诸于野”，散出去也许就是保持下来的一种方式。这种由民间而获得更广阔生命力的看法，正是王安忆小说的社会学意义所在。

女性可以说是这篇小说的主旨。“绣”其实是和情紧紧连在一起，每一步都是从情而起。闵在妾身，无限寂寞中开始绣花，又是这绣联络起她和小绸。镇海媳妇入殓是以绣作装裹。希昭是此技中的一颗慧心，她有一些“为艺术而艺术”，但当阿潜出走，抛下她孤守空房，便也是凭绣寄托心情。到了蕙兰，这绣看似实用，内里也是寄托，人家长夜里拾银币打发，她是绣字，一个一个的。她又绣不得鲜艳的颜色，只能到庙里求佛像绣素色的，并不是守节的意思，而是守情，与张陛虽时间短又疏远，却有一份相知。

小说中女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特别。女人之间的感情，比如小绸和镇海媳妇之间，共同面对了死亡，可以是割头不换的，就像小说后面希昭说的：男人的朋友都是自己选下的，而女人的所遇所见都是家中人，最远不过是亲戚。女性，即便是希昭这样才智出众，她的天地依然很小，所以，“绣”这件东西真是她们的安身立命之物。生命其实并不以成败论英雄，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