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下，上海文学与前三十年相比，呈现出崭新的精神面貌。以巴金、茹志鹃、白桦为代表的一批老作家摆脱了精神桎梏，创作了具有强烈反思色彩的散文、小说和剧本。中青年作家人才辈出，不仅在知青题材方面卓有建树，在国内一度占有领先的地位，而且随着阅历和创作经验的丰裕，渐次拓展题材领域，在文体实验方面也有成功的实践。如为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的《于无声处》等现实主义话剧，先锋派的小说和诗歌，以及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都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同样拥有突出的地位，在文学思潮风起云涌的年代，王元化、蒋孔阳、徐中玉、钱谷融等老一辈理论家开风气之先，带动中青年理论家、批评家为文艺理论建设和文学评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天谈论近三十年的上海文学，不能把其中前十几年的成就束之高阁，否则就割断了历史，低估了新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文学对中国大陆文学的重要贡献。90年代以降，由于商业化、市场化的冲击以及某些清规戒律的重新设定，文学的生态环境不如以往，挫伤了文学创作者的朝气、锐气和韧劲，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变得步履维艰。一部分作者走向通俗或时尚，而少了人文的关怀；另一部分作者找到了其他谋生方式，或对文学缺乏信心，文学写作不再是他们的主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再悉心关注现实的创作问题，回归学院，专注于学术，或凌虚蹈空，媒体批评乘机取代了专业批评。凡此都造成了上海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不甚景气、风光不再的尴尬局面。在全国纸质文学的一线作家中，上海仅剩王安忆，从《长恨歌》到《天香》，记录了她孜孜不倦、特立独行、影响跨越国界的写作历程，除了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国内奖之外，又曾入围英国布克奖。目前上海文学创作虽然初步度过了青黄不接、人力资源匮乏的困境，但仍然缺乏高素质、具有原创力的人才。对文学人才的扶植和培养，仍然是当务之急。上海当前的文学创作缺少更厚重和震撼人心的作品，艺术上的创新也相对薄弱，作家的人数不少，但综合实力不如一些文学大省。至于“80后”的部分作家，尽管他们的作品常常名列畅销书的排行榜，但他们的拥趸主要是比他们更年轻的读者。这种代际阅读的壁垒，也限制了他们更广泛的影响力。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撰写并发表的《2010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中，在年度2000多部长篇小说中列举了有影响的38部，上海作家仅有潘向黎的《穿心莲》。在青春文学类里，郭敬明的《小时代2.0：虚铜时代》和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因为“拥有众多的读者”被特意提出。在列举的24篇中短篇小说中，有滕肖澜的《美丽的日子》。在提到的有影响的15部诗集和9部散文集中，没有上海作家的作品。在列举的24篇有影响的文学评论中，上海仅有郜元宝的《论“中国批评”》。《2010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对“有影响”的作品的列举不一定很准确，但还是多少反映了上海文学不甚景气的“状况”，值得我们反思。

其实上海文学的传统和优势主要在城市文学的创作，离开这个传统和优势，很可能是缘木求鱼，画虎不成反类犬。显而易见，不必期待上海作家写出《白鹿原》《尘埃落定》这样的作品，也不能满足于类型小说家的悬幻与穿越。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表现这座大都市的扎扎实实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和剧本。

在近现代文学阶段，中国的城市文学就首先产生于上海。如较早的有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包天笑的《上海春秋》、陆士谔的《新上海》、朱瘦菊的《歇浦潮》等。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多数以城市为背景，并以市民阶层为受众。这当然得益于当时纸质媒体的发达，杂志有一百多种，副刊和小报有四十几种。如果说戏剧离不开舞台，那么近现代小说是以报纸杂志为舞台。中国近现代的城市文学是由通俗文学开创的，但渐渐地城市叙事不再是通俗小说的专利，而进入了严肃文学和普罗文学的视野。资本家、小市民、革命党取代了性工作者、嫖客和拆白党成为城市叙事的主角，叙述也由津津乐道于城市丑陋，转向批判。这无疑是一大进步。其杰出的代表作是茅盾的《子夜》。虽然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浪潮声中，这部杰作曾被指认为“主题先行”而遭贬低，可惜至今我们还没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