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上海的翻译文学一如既往地活跃着，沪上几大出版社和文学类期刊共同推动着翻译文学的发展，使得翻译文学在质与量两方面都有了新的提升。

一方面，一些曾经得到出版的翻译文学，由于大众阅读和国内市场的需要，近年来不断得到再版；另一方面，一些国外作品原先国内已有译本，但上海出版界力邀相关专家再次译介，为读者不断增加译本选择。还有一些国外著名的文学家，他们的作品只有少部分曾被译介到国内，上海的出版单位也于近几年翻译出版了他们的全集，这无论是对于读者还是对于研究者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至于当代国外作品，其中的一些杰作也都已经与国内读者见面了。可以说，无论是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还是当代新作，都得到了上海出版界的重视，它们共同构成了近年来上海翻译文学的新发展。

结合具体的作品，会更清楚地看到上海翻译文学发展的情况。我们可从四个方面的作品译介来作出初步的总结，即纪实文学的译介、传记文学的译介、经典作品的出版、当代戏剧作品的引进。

一 纪实文学与体认中国的新视角

2011年，一本从外国人视角出发记录中国各地现实的当代旅行纪实作品《行路中国》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并迅速成为一本畅销书。

《行路中国》的作者是彼得·海斯勒。海斯勒既是美国《纽约客》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也是一位著名的旅行文学作家。事实上，《行路中国》只是海斯勒“中国纪实三部曲”中最新的一部，其余两部分别为《江城》和《甲骨文》。这三部作品是海斯勒于1996～2007年期间游历中国各地，以最直接的方式接触中国社会与民生之后而留下的文字。

《行路中国》正如作者自己给读者所交代的，有三条主要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1]除了纪实范围广泛外，《行路中国》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客观而中立。它并没有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现实进行歪曲的描写或作过度的想象。作者既能体会到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人生活之不易，也能对一些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弊病加以揭示。譬如，在内蒙古乌旗镇一节中，海斯勒既回顾了“文革”时期错误的农业政策对当地水土资源的严重破坏，也讲到了近年来政府采取了新的种植策略，改善了牧民的生存空间，得到了牧民们的支持。接下来，海斯勒也看到了新的问题在出现——柳树种植依然使当地的地下水位下沉，可是人们没有正视这一事实，继续坚持这一种植项目。很明显，历史在发展，但很少有人愿意停下来直面一下发展中的盲目。“就这一代人来说，经济的土壤跟鄂尔多斯的沙漠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先做后想。可持续性是一种奢谈，没几个人有工夫去考虑，尤其在年轻小伙子们可能抛弃故土的村子时更是如此。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2]

从上例可以看出，海斯勒的评判鞭辟入里、准确有力。但综合他对现实的记录，我们能够看到他的立场不仅仅是批评，其中也包含着他对人们处境的同情。他能够体会到一个社会在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难题，所以作为一个旁观者他没有急于去作暴风骤雨般的批判，而是恰如其分地在作一些评判。这或许正如梁文道先生在作书评时所说的，“于是他在下判断的时候，这个判断是夹杂在他对中国人，在种种限制和困难的局面以下，面对的选择那么有限，而能够努力迎上去的那种勇气、尊严、毅力。他尊敬这些东西，他被这些素质感动。所以，他有一种比我们更包容的一种态度来写我们的同胞”。^[3]

《行路中国》获得了较好的市场接受度。三部曲中的另一部《江城》也已于今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它描写的是海勒斯于1990年代在涪陵的经历，将中国社会的诸般改革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