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文的讨论并非直接针对相关的文学作品，而是以文学评论为对象，尝试与它们对话。换言之，这不是通常所说的文学研究，而是对文学研究的研究。因为文学评论和研究似乎比文学创作和作品更切近于这一最终目的，或者说，文学评论和研究在文学创作和作品与这一最终目的之间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当代中国文学的多元化态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态势下，讨论“非主流文学”，似乎缺乏清晰的边界，多少有些不合时宜。至于本文作为例证加以讨论的女性叙事、底层叙事和少数民族叙事，都有主流话语的强大支持。在文学创作中，在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中，它们都曾经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热潮。称它们为“非主流”，多少有些勉强。然而，事实上，它们终究未曾成为真正的主流话语；它们的创作者也经常不无矫情地以非主流和边缘自居，从而获得某种认同。因之，“非主流文学”作为一个模糊的指称，也不妨姑妄言之。

况且，讨论非主流文学叙事的生产力，最终目的是为了有助于发挥作为整体——至少可以说“类别”意义上，而非“有机、统一”意义上的整体——的文学，对于建构当代中国文化和精神生活的作用，而不是为了刻意凸显其“非主流”，快意于所谓“解构”或“颠覆”效果——那只不过是“效果”，不见得有什么有意义的“成果”。也因此，借用“生产力”一词，主要是着意于其中所包含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取向，而不是作品数量上的繁荣发展。

本文关注的这三篇同时发表的文章^[1]，不约而同，以非主流文学叙事作为切入口——只不过它们并未明确把“非主流”作为关键词。而本文结合这三篇论文来讨论非主流文学叙事的生产力，固然有些随机，却又并非仅仅出于偶然。缘由之一是，在1969年才得以命名的叙事学，近年来焕发出蓬勃生机，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它已经成为显学。这一门新兴的基础学科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至语言、文字的起点。而在它的整个酝酿、成立、发展的过程中，叙事学都离不开文学，这不仅因为大量的文学作品为它提供了材料，更是因为它与语言、修辞、逻辑、阐释，以及文体等（这些都是文学要素）都有着紧密的理论关联。与之相随，近年来，从叙事的角度展开的文学评论和研究时常见诸报刊，然则这些文本中所提到的叙事以及对它的讨论经常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于叙事学学科，甚至让人怀疑只是挪用了一个概念和说法，用“叙事”来代替“写作”“书写”而已。尽管如此，文学叙事确乎值得注意和探究。它透彻文学的根本，也通达文学的枝叶。可以说，它贯穿于文学创作、评论和研究的所有文本，可以不断形成和推动文学的生产力。

二

在为“女性文学”“对女性文学进行叙事分析”之合法性作了简短的辩护之后，董丽敏的论文《作为一种性别政治的文学叙事——以张爱玲的“参差对照”为个案》（以下简称董文）如此引入其分析对象：“作为女性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张爱玲……”

把张爱玲称为“女性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似乎没有什么疑问。在“女性文学”前面缺少一个限定词，即“中国现当代”，或许应当归咎于作者专业视阈的限制，可以略过不谈，况且，把张爱玲放在世界文学史，大概也少不了一席之地。值得追究的是，这里的“代表性”究竟是什么意思？张爱玲的作品所达到的成就，在女性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都非常突出。这或许是所谓的“代表性”所指之一。然而，通常所说的“代表性”还有别的含义，而从这些含义来说，张爱玲无论如何不是“代表性”的：她缺乏“典型性”，因为她的写作跟她的人生一样缺乏普遍性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尽管她也有意躲避“宏大叙事”，贪求“现世安稳”，好像很世俗化、市民化，却与充满烟火气息的市井民生有着明显的距离。一言以蔽之，张爱玲是“非典型”的“这一个”。

当然，作为女性作家，张爱玲毫无疑问具有女性写作的共性。特别是董文所讨论的“参差对照”叙事方式的两种重要体现之一的“细节”，更是体现了女性文学之共性——同样，这也不能说是“代表性”的，尽管凭借这一“共性”，倒是有了成为“代表”的资格。很多女性文学研究者，其中不乏女性主义者，倾向于把“细节”当作“女性叙事”的特征和合法性的基石，以及“对抗整体、宏伟、统一、国家等父权符号的有效策略”。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