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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校园戏剧文化的缘起与发展

    作者:朱忠壹 出版时间:2012年10月
    摘要:本文介绍了复旦大学校园戏剧文化的缘起与发展情况。首先认为复旦剧社的草创是复旦戏剧之源;然后记述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是复旦校园戏剧狂奔的二十年,每当毕业季的毕业大戏是告别复旦的一场盛宴;之后阐述了校园戏剧迎来了多元化时代,即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与戏剧创作与演出;最后介绍了校园戏剧与时代精神同步,并分析了校园戏剧的新转向,即从经典到先锋。

    一 复旦戏剧之源:复旦剧社的草创

    复旦的戏剧史起源于1924年的复旦大学游艺会。当年的游艺会上,话剧演出还是新鲜事物,话剧以“新剧”之名第一次出现在上海滩,在当时却是十分流行的(而“话剧”一词则要迟至1928年由复旦剧社奠基人之一的洪深教授提出)。

    第一次献演于游艺会的这出戏叫做《终身大事》,由胡适写于1919年。这是一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戏。然而,只凭一腔热情却无法把这出戏给搬上舞台。主持演剧的马彦祥等人请来了当时我国出洋学习戏剧的第一人,时任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教师的洪深先生来做导演,于是,草台班子也就磕磕绊绊地演上了“新剧”。尽管“新剧”的首秀并不是特别地成功,却在复旦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吸引了许多爱好戏剧的青年学生。马彦祥、吴发祥、卞凤年、袁仁伦、陈笃、曹衡芬等发起了“复旦新剧团”,聘请洪深先生担任剧团的指导。于是,复旦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正规组织的演剧团体成立了。

    1925年秋,在校同乐会上,复旦新剧团以五个独幕剧,向复旦的观众发出了她降生后第一声有力的哭喊。这五个独幕剧分别是熊佛西的《青春的悲哀》,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压迫》《私生子》,以及复旦学生徐日钰编写的《春假》。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这次成功的公演也开启了之后连续十多年的公演。在此之后,洪先生在西洋文学系开设了戏剧编撰与演出的公共选修课。各科学生均有选修,许多同学特意前来旁听。而在这些学生中,有一位沉默寡言,成天钻研书本的“老夫子”,他叫朱端钧。朱端钧在一次递交独幕剧的作业时,以一本《星期六的下午》独占鳌头,经由洪深先生推荐给复旦剧社进行排演,作为第六次的公演剧目。此后,朱端钧先生便从复旦剧社开始,由洪深先生领上了戏剧之路,成为一代导演艺术家和戏剧教育家。

    1929年,被称之为“戏剧的年头”,上海滩四大剧社中的南国、辛酉和摩登都有演出,唯独复旦没有声音。不甘落后的复旦剧社提出一套五大名剧同时公演的庞大计划,最终却因人力、物力、财力不足而不得不告终。错失“戏剧的年头”一现身姿的复旦剧社终于在1930年的第十次公演中排演了鸿篇巨制的《西哈诺》。该剧由法国浪漫主义剧作家罗斯丹创作。全剧出场人物不下70人,而且表演难度大,要求演员有漂亮的剑法等,所以一般剧团都不敢轻易排演。中国的剧团更是从未尝试过。《西哈诺》费时四月,轰动一时,奠定了复旦剧社在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地位。

    四年之后,《文学月刊》第三期发表了曹禺先生的《雷雨》。这部当时的新戏深深打动了复旦剧社的同学,并决定排演该剧,然而当时洪深先生已经离开复旦,苦于没有导演的复旦剧社却迎来了另一位与剧社结下缘分的中国戏剧奠基者——欧阳予倩前来担任导演。《雷雨》的公演很成功,然而,不久之后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复旦大学大部西迁重庆,复旦剧社也分散了力量,一部分人留在上海,一部分人则到了重庆。重庆期间的剧社人上演了很多抗战题材的剧作。值得一提的是,在1942年公演了曹禺先生另一部巨作《北京人》,并与曾演出过该剧的中华剧艺社进行了交流,畅谈体会。

    而“孤岛”时期的留守剧社人则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演剧活动,与其他进步社团举行联合公演。

    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剧社改组为复旦剧团,后又改名为复旦话剧团。1950年起,剧团不仅以演剧形式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活动,还帮助各系演出,并且在暑假里也为学生们举办戏剧讲座,普及戏剧知识。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我国著名的戏剧家、“国剧”运动的倡导者余上沅先生从沪江大学转入复旦中文系任教。在余先生的关心支持下,剧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53年6月15日,为纪念伟大诗人屈原逝世2230周年,由余先生导演,剧团演出的《屈原》(第四幕)在登辉堂演出。此后的剧团在校领导的关怀下,逐步建立了严格、完整的体制,走向正规化。1959年底,剧团就与上海市人民艺术剧院联系,请优秀演员沈杨来教台词,岳均烈教形体,剧团里练声、练功天天必行。

    1962年,革命历史小说《红岩》发表。复旦话剧团的同学们竞相传阅,在于成鲲、赵莱静等创作骨干的努力下,改编成剧本,在上海人艺黄佐临院长的指导下,于1963年寒假期间,在上海艺术剧场连演四天八场,场场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