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作为古蜀文明的瑰宝，聚集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将三星堆考古发掘所得的一些具有代表性兼具市场性的器物开发出来，有利于挖掘三星堆文化的深层意义。同时用现代文化产业观念对三星堆文化进行有序的开发，也是对古蜀文明的现代拓展，对古蜀文明进行全新的文化阐释。本文沿着这一思路，拟建构一个可供三星堆文化开发的设计理念，为三星堆的产业开发贡献探路。

一 三星堆文化考古发掘回顾及海内外影响

（一）三星堆考古大略

1929年，首次在遗址内月亮湾阶地发现大宗具有古蜀地方特色的玉石器。1933年，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的美籍教授葛维汉调查月亮湾遗址。1934年，葛维汉、林名均等人在月亮湾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成果得到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1958年，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对遗址进行调查，发现大量古蜀文化遗存。1963年，冯汉骥教授主持遗址发掘工作。1980年，各方联合开始对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嗣后十几年中，持续性地开展了遗址考古工作。

1983年，国家文物局领导现场考察遗址，将其列为重点考古发掘项目。1984年，在西泉坎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文化堆积，三星堆遗址时代上下限大致确定。1985年10月，首次发现遗址内的梁埂为人工建造的夯土城墙。

1986年5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有关单位对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将三星堆遗址的时代上限推至距今5000年前。1986年7月，发现及发掘一号大型祭祀坑。1986年8月，发现及发掘二号大型祭祀坑。1989年1月，发掘三星堆土堆，确认为人工夯筑。1990年1月，对东城墙局部进行发掘，发现土坯砖，大致了解到城墙的始筑年代和夯筑方法等。1994年9月，发现及发掘南城墙，重新确定古城区范围在3平方公里以上。1996年10月，中日联合对遗址进行环境考古工作。1999年1月，发掘月亮湾城墙。

（二）三星堆文明在国外的影响

2002年11月，三星堆文物在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展览。2004年5月，三星堆文物在日本秋田展出。2004年6月，三星堆文物在日本盛冈展出。2003年，三星堆文物赴法参加“中法文化年”。2002年3～6月三星堆部分文物曾在此展出。2002年3～6月，三星堆文物在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展出。2001年9月，三星堆文物在美国金泊尔艺术博物馆展出。1998年4月，三星堆文物在日本东京世田谷美术馆展出。1999年3月30日，美国前总统卡特及夫人参观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的三星堆文物。1996年9月，三星堆文物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展出。1998年，三星堆文物在日本东京上野国立博物馆展出。1993年5月，三星堆文物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展出。1995年6月，江泽民、钱其琛前往参观在德国埃森克鲁勃山庄展出的三星堆文物。1996年9月，三星堆文物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展出。之后的十年，三星堆文化走出国门，在海内外产生深远影响。

二 三星堆的历史意义——古城·古国·古文化遗址

关于三星堆文化，苏秉琦教授通过对三星堆遗址的试掘，通过参考古城墙的确认，将三星堆定为商代蜀国的都城，从而提出三星堆亦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文明起源及古国遗址诸要素的论述，西方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提出的几种不同观点，都可以从三星堆得到实物的证实。比如英国考古学家V.G.柴尔德提出的以城市的出现为文明标志的论证；美国人类学家C.克拉克洪提出的“三要素”即：①有高墙围绕的城市；②有文字出现；③是复杂的礼仪中心；夏鼐先生提出的城市、文字和青铜器三要素说等等。

三星堆作为古城遗址，不少学者都曾专门著文论述。美国学者罗伯特·W.贝格勒认为三星堆是商代主要都市之一。段渝先生曾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巴蜀早期城市，并从城市的起源模式、城市结构功能、城市体系等方面论述了三星堆作为城市的基本框架。进而提出古蜀王权性质是神权政体。现已发掘的三星堆内、外城墙，也显示出它作为一个较大规模的古城的轮廓，与宝敦文化古城相呼应，形成了一个多座古城共存的古城群。

这样的年代显然刚脱离蒙昧时代不久。从三星堆文物可以看出，有许多动物形体拼凑起来的器物，如半人半兽的组合：鸟首龙身、羊首龙身、鸟脚人身……万事万物，哪怕最孤立的细节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三星堆这些人、兽、神合一的器型，与文献描写的上古形态有相似的背景：

这些半神半人的“帝”、“皇”、“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