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急剧演进的时代，我们的大脑和意识被铺天盖地的各种规范非规范信息所席卷，我们的时间被成几何级数扩大的有形与无形交往圈的互动所大量占据，我们的思考与言说被互联网所设计的微博、微信、手机等交往与交流撕扯成碎片，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我们也生活在一个遭受着无比困扰的时代。观察和研究中国2012年的公益图像，必须基于这个时代的平台与基础。同时，因为中国的公益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公益又可能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必须将其放到中国经济结构演进的背景中进行分析与提炼，才能描绘出更加清晰的轮廓，以助于我们的思考、行为调整，从而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文明演进中对公益社会发育进行理性的公共选择。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社会反响

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次债危机诱发全球65万亿元担保资金卷入导致的金融危机，是布林顿森林体系设立及瓦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其危机的深度与广度及破坏力，达到甚至超过1933年大危机的量级。中国经济受到危机诱发的国际需求锐减的剧烈冲击，表现为出口锐减，民营制造业及就业的萎缩。但在金融方面，由于存在外汇管制壁垒、金融业态较为初级与国际金融存在层级壁垒，所以中国遭到的冲击并不十分巨大。

中国为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采取了三大宏观经济措施，一是财政投放4万亿元推动货币量化宽松，增加货币供应量；二是鼓励各类国企动用2万多亿美元外汇管制形成的结存进入海外投资；三是严控国内房地产投资，防止泡沫，甚至采取了限购等极端的非市场措施。

由于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和巨大的投资，2009～2010年中国经济显现强劲增长，“世界萧条而风景这边独好”，中国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

2011～2012年，特别是2012年，各种问题逐步显现出来。

首先，由于国营垄断的银行体制及其对银行从业人员设计的问责制度，集中反映在应对信贷对象的厚此薄彼，亦即国有和私人主体间的完全不对等，致使新增货币的80%以上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地方债务融资平台两大主体。有3个个案充分体现了这一趋势：其一，北京放贷最多的信贷员，年放贷金额1000亿元，创造了中国放贷史上的奇迹；其二，铁道部几年之内将负债扩大到近3万亿元，创造了银行贷款给一个主体的奇迹；其三，西部某二线城市在3年之内将地方债务从几百亿元扩张到3000亿元的水平，创造了银行给一座城市贷款的奇迹。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上，我们的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手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钱，这么大的权。

其次，驾驭货币和用钱的能力并不像拿钱那么容易，几年下来，虽然国营资产翻了好几番，但国有企业全行业的经营效率却日渐下降，到2012年，其总资产回报率低于1%，净资产回报率低于2%，资源成本很低，经营效益更低，政府全面替代市场，“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再次，这边国企和地方政府钱多了，那边民营企业的日子就不好过，钱就少，因为这两种主体完全没有公平的资源条件。因此，政府一放开设立小贷公司之管道（利率可突破人民银行基准利率4倍，单笔贷款规模可以等于注册资本金的5%），民企或银行纷纷成立小贷公司，给民营企业放“高利贷”，以致3年之内小贷公司成立6000家，注册资本5000亿元，贷款余额6000亿元。平均贷款利率比国企得到的利率至少高4倍以上。于是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制造业面临着高利率、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交易成本上升的四重挤压，萎缩低迷当是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图景，一方面，我们天天喊从粗放到集约的增长方式转变是我们的国策；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增长更加粗放，更加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因为国企和政府最擅长固定资产投资，其占GDP的比重最高达48%，创历史最高水平。有些地方甚至达到60%～70%，几近神话。一方面，我们强调要启动内需，通过内需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国营比重过大，效率过低，特别创造就业的效率更低（占有80%资源、创造50%的GDP、创造40%的税收和15%的新增就业），国企创造单个就业所占社会资本量大，工资福利垄断性大，从而使劳动力市场竞争不足，挤压了中下层收入者的增长空间，导致广大平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就业预期低迷，花钱谨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