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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返个体生命富生态话语的家园——微公益时代的命运共同体及公共自治
    ——微公益时代的命运共同体及公共自治

    作者:师曾志 王帅帅 出版时间:2013年06月
    摘要:经过2011年以“微博打拐”“免费午餐”等为代表的微公益的发展与传播,微公益在2012年遍地开花,真正开启了全民公益的时代。行动主体多元化,参与形式多样化,后慈善公益时代由预想走进现实。通过微公益实践,微博上想象的共同体逐渐向命运相连的共同体转型。所有这些依靠的是对公共善(commongood)的认同和接受,公共利益成为各方对话、协商甚至妥协的目标,其核心内容也由过去的宏大叙事逐渐转变为日常生活中的小叙事;原来弥散的公共自治(主要依靠公共舆论)向常态的公共自治(主要依靠集体行动)转型;在某些问题上,由依靠国家治理向依靠社会行动转型,公共自治继续发展。

    一 引言

    2010年,出现了以公民个人为主体,在网络上发起、高度参与的公益行动,这种公益行动更多地体现为公益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结合,当时就有学者意识到网络公益的重要性,提出人人可公益的“微公益”时代的到来。[1]微公益概念强调的是,新媒介环境下人人都可能成为公益行动的主体。本文将梳理2012年发生的微博公益事件及其社会意义,在表述微博公益时依然使用微公益的概念。

    2011年,微公益更多地表现为一些专业人士发起并引导公众行动的特征,如“微博打拐”“免费午餐”等,发起人多为邓飞、于建嵘等媒体人和学者,因他们本身就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具有凝聚社会力量、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容易引起关注。这一年,微公益借由这些专业人士,走进公众视野,普及了人人都可参与公益的意识。

    2012年,微公益呈现出遍地开花的趋势,很多公益活动借助微博,激发出越来越多的社会良善资源,微公益的参与主体也出现了可喜的变化。比如,除了媒体人和学者外,一些企业家、传统媒体、大学生、中学生、企业白领、草根名人等,都纷纷参与进来,并开始作为发起者发挥作用。如投资人薛蛮子在2012年联合多家基金会发动了数次募捐活动;《新京报》对“西单奶奶”微公益行动进行的跨度3个月的报道,这些报道虽不是每天都有,却体现了传统媒体对于微公益事件的持续关注;[2]全国各地大学生申请的官员公开财产;广州中学生给市长写信,提出解决水浸街的问题,再不是在家门口“看海”;台风“海葵”登陆中国时,网友在微博上发起的“台风公益”,如“驾车捎带陌生人”“招待无法回家者”“拒绝外卖”“不催快递”等。

    我们很难对微公益的参与者进行精确分类,其所呈现的现象便是如此,即参与者的庞大与多元,但可以确定的是,微公益已经开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催生和壮大了现有的公民群体。根据“微公益”官方微博视频宣传资料的数据,2012年,“微公益”已经与300个公益组织合作,1000个项目得到网友支持,6000余人获救助,募款总额达到670万元。[3]

    在一个强调效率优先和追求财富的国度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联系越发紧密,而人对人的善良与关爱却在不断流失。随着公众的反思及微公益的兴起,我们发现社会正在以一种自救的方式实现自治,并以此为契机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本文将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评选出来的2012年十大微公益事件,通过微公益实践,理解微公益实践带来的种种可能。之所以选择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是因为其评选依据一定的科学标准,依据网友参与(源于新浪、腾讯、人民微博客数据);媒体报道(网络新闻量);口碑倾向(语意分析,分值-3~+3);舆论热度(网络报道、微博参与数据,分值0~100)四个标准。这些标准涵盖了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并将网友参与量化,能够体现出事件的参与度及参与结果(即口碑倾向),对于媒体对公益事件的关注程度和公众对公益事件的态度,有比较直观的呈现。

    二 微博技术带来的可能

    2011年10月6日,在发布iPhone 4S后的第一天,苹果官网登出乔布斯于一天前逝世的消息,震惊中国社会。于是,新浪微博、门户网站等,纷纷推出专题悼念乔布斯。次日,中国的很多报纸更是在封面的醒目位置刊登这一消息,标题也极为沉重。但就在此时,有网民发现《纽约时报》对此事的报道,只给了一个“豆腐块”的空间,刊登了一条短消息。于是,有人,甚至一些大V开始在微博上嘲笑中国报纸和网民:大惊小怪!

    很多中国网民迷惑了:作为乔布斯所在地的美国,对待一个用科技改变世界的巨人,竟是如此冷淡,那么中国网民是该与其步调一致,还是依旧按照自我的理解继续悼念活动呢?

    其实,这一事件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无意识状态——对技术的独特情怀。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互联网在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不同作用,如果技术于西方只是改变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那对于中国来说,技术改变的则是人的社会存在状态、价值与意义。

    理解这种人存在状态、价值与意义,需要借助新媒介赋权的概念。对于中国公众来说,政府权力空间的庞大无疑挤压了公众的权力空间——但这种对权力的理解,通常是建立在依靠暴力行使的国家权力的基础上的。

    事实上,不论阿伦特的“权力是从一块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