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的“慈善事业”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传统的慈善事业，二是指现代慈善事业，然而“中国现在的慈善事业与历史上的慈善活动并无直接的关联”（郑功成，2007）。在日文中也有“慈善事业”一词，但它只有传统慈善事业的含义，特别是在当代日本社会这一词汇的使用频率不高。并不是日本没有了慈善事业，而是“慈善事业”经历了“社会事业”和“社会福祉事业”两次脱胎换骨的转变。现代日文中与我国的现代慈善事业范畴最为接近的概念是“民间社会福祉事业”^[1]或“民间福祉活动”，因此本文将“民间福祉”泛指“现代慈善事业”。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就捐款、志愿者活动、非营利性组织三个方面概述日本民间福祉的现状，并据此分析其特点，最后就东日本大地震及近年“新公共”建设给日本民间福祉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推动影响做一个简要的分析和展望。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首先回顾一下日本的慈善事业到社会事业、社会福祉事业的发展过程，看看这两次转变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一 慈善事业的两次“脱胎换骨”

第一次转变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正中期（20世纪20年代）。大战后的恐慌导致大量劳动者失业，日本国内频发农民运动及工人运动。加之苏联革命的影响，当时的日本政府在制定治安维持法，加强对国民的监视及镇压的同时，也尝试通过社会事业来稳定国民生活。在这样的国内外形势背景下，以民间慈善事业为基础，在大正民主思潮、人道主义及社会连带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社会事业建设。民间慈善团体全国性组织的中央慈善协会^[2]也在1921年改称为中央社会事业协会并实现了法人化，建立了民间慈善团体相互协作的组织，推进了组织化。慈善事业向社会事业转型的本质区别是，慈善以信仰及善意为基础，授予方与接受方有着上下关系，而社会事业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主张维护人格尊严和自由平等的人文主义以及社会连带思想（吉田1989），即“平等共济”（长谷川2004）的关系。除了这种思想的变化，社会事业还有着专业性、科学性以及预防性的特点，即专业地为受困人群着想，科学地探究需求与成因，从预防的角度组织教育、医疗等活动，以帮其实现自立。

第二次转变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40～60年代。战后的日本在GHQ（驻日盟军总司令）的指导下，开始制定实施非军事化及民主化的政策和改革。1946年制定的日本宪法第25条对生存权做了明确的规定：“所有国民均享有维持健康且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权利”“国家必须在一切生活方面，努力提高与增进社会福祉、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卫生”。依据新宪法的理念，日本制定了“福祉六法”，^[3]社会福祉政策得到充实发展，1973年日本迎来了“福祉元年”。

社会事业思想从一开始就有生存权的讨论，但社会福祉事业的开始，标志着恩惠性救济到国民社会福祉权利的质性转变。在慈善事业及社会事业阶段，救济的性质是国家恩惠或个人的施舍行为，无论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救济随时可能中断，或在需要救济时却无法向国家及社会诉求。但是，进入社会福祉阶段后，“所有国民均享有维持健康且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权利”，因此被动的恩惠性救济转变为国民的社会福祉权利，实现了“恩惠”到“权利”的重要转变。除了权利性这一变化，社会事业到社会福祉还有多样性、普遍性及相关领域扩大等特点（一番濑2007）。

随着社会福祉需求的多样化以及对象的普遍化，民间福祉则越显重要。为了加快民间福祉的发展，1951年在政府的参与下，合并了日本社会事业协会等3个团体，在全国都道府县以及各地的市区町村建立了现在的社会福祉协议会。这标志着，以普及推进公民参与的地域福祉，以及促进支援民间福祉事业和志愿者活动为目的的全国性民间福祉活动支援体系的形成。社会福祉协会虽然在成立阶段及运营资金方面都有政府参与，但仍然保持了高度的自主性及公共性，在推进民间福祉活动、促进全民福祉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 日本民间福祉发展的现状

近年日本民间福祉的发展趋势是，慈善捐款稳中有升，志愿者活动保持一定比例并有小幅度增加，非营利性组织数量逐年增长。

（一）捐款规模

如图1所示，2000～2009年日本个人捐款总额基本上在1100亿～1500亿日元，2010年突破1600亿日元，2011年升至3010亿日元。众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