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五一游行”中首次出现独立组织的青年游行队伍，引起了政府当局与社会各界对青年及其社会参与问题的重视，与此同时，从周边地区的香港与内地不时传来所谓“80后”、“90后”问题热烈讨论的消息，更加推动相关议题迅速进入澳门公共论述的视野，成为备受关注的公共议题。其实，青年结社的蓬勃和青年社会政治参与意识的萌动是与回归后澳门社会迅速发展密切关联的。

一 社会政治转型与青年参与意识的萌动

考察澳门青年社会主体意识萌动与参与行动兴起的社会背景，无法忽视澳门社会转型的基本事实，其中，作为制度条件的管治形态转变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尽管在回归前的葡治时代澳门已经开始引入以选举方式产生部分立法会议员及市政议员，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向华人开放，由此而触发了华人参政热情，但是，当时参与选举等政治活动的华人仍然是以社团精英为主，而非普通民众。随着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得到落实，澳门政治形态出现根本转型，居民政治身份从原来被管治者转变为真实的政治主体，对于澳门的归属感增强，加之新成立的特区政府乐于响应居民诉求与听取社会意见，不断扩大居民社会政治参与范围，从逐步增加立法会直选名额到设立多个政策咨询委员会，由此激发起居民参政的政治热情，社会政治文化亦开始由冷漠渐趋积极。

与政治转型相同步的是，回归后澳门经济因博彩经营权分散化改革而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动力，经济一举摆脱低谷徘徊，出现跳跃式增长，人均GDP迅速跃升至亚洲地区前列，由此推动澳门进入丰裕型社会。对于政府来说，充裕的财政收入使其可以从容地向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投放资源，免费教育的延长与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提升了澳门人口素质，尤其是青年人受教育程度普遍得到提升。据统计，至2006年，澳门3岁以上居民中，达到高中教育程度的比例已由1996年的12.2%提高到2006年的21.2%，完成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从1996年的5.5%提高到2006年的12.2%。其中，在人口结构中，在25～29岁年龄组以及30～34岁年龄组接受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口所占比例分别达到34.6%与28%，列所有年龄组的前两位，也就是说，学历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1]。

可以说，正是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与财政收入增长而创造的充裕教育机会从而不断提升着澳门青年受教育水平，而高学历青年群体较之于其他社会群体原本就更具自主意识与参与精神，加之适逢澳门政权转变，由殖民管治转向高度自治，为青年参与政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持续激励着青年一代走出传统的政治冷漠与被动接受管治状态，追求权利平等与治理民主，青年价值观也更加趋向多元与自主。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特区政府成立以来，尽管有意为青年参与创设机会与平台，可是，与回归初期社会骤然间提供的大量社会政治参与机会相比较，当下的“80后”、“90后”青年参政之机会显然无法与“60后”、“70后”相提并论。毕竟回归初期，葡萄牙政府交回管治权令当时的澳门本地青年获得空前的参政机会，许多青年选择直接加入政府，参与接手与填补澳葡官员撤退后遗留的权力空位。与此同时，部分社团精英亦纷纷参与到澳门政治生活之中，或为政治机构成员（如立法会议员），或为政府官员，或为咨询机构成员。大批青年精英进入管治队伍使治理团队年轻化，有利于建设学习型政府，同时亦使得稍后投入社会的新生代参政意愿受阻，一定程度上形成窒碍效应。由此，导致新一代青年结社与政治参与出现持续活跃、多元发展之势，在展现积极、自主与理性的同时，亦偶尔伴有情绪化的街头抗争行动。

二 青年结社：薪火相传与多元发展

在回归以来蓬勃的结社高潮中，青年结社得到持续稳定发展。一方面，政府与社会对于青年群体与青年结社较为关注，投放到青年社团的资源持续增加。另一方面，青年社团数目不断增长（见表1），青年结社形式多样，价值取向多元，活动内容与活动方式不断创新。总之，青年结社在多方面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

表1 澳门教育暨青年局登记之青年社团（2004～2009年）

（一）青年委员会或其他：社团薪火相传

澳门社会发展的特殊历程造就了社团的独特地位，社团成为凝聚社会政治力量的社会组织，并参与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