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拉斯韦加斯金光大道上的第一间赌场El Rancho开张，老板是一位名叫Thomas Hull的旅馆商。当时，包括拉斯韦加斯在内的整个克拉克县的人口不过两万人。Hull先生在这么一个荒凉的地方开赌场，似乎有点傻。然而事实是，不仅他的这间赌场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而且还启动了拉斯韦加斯开发的因果链，进而带动着克拉克县的人口以两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

故事背后的故事是，两年前的1939年夏，这位Hull先生在拉斯韦加斯^[1]城南的91号高速公路上爆了胎。他站在路边等待修车人来的时候，被这条公路上的巨大车流量所吸引，他敏感地意识到了在这车流量背后隐含着的商机，于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建设计划在他心中形成^[2]。

无疑，Hull先生明白：决定赌场业命运的最关键的因素，是“游客流量”而不是“居民存量”—— 博彩业与旅游业的关系^[3]，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了暗示。本文要从亚洲视野来看澳门博彩业的发展，要从一个更宽阔的视野来认识和理解一个局部区域的博彩业，恰是基于对博彩与旅游两个产业间特殊关系的理解。

一 博彩业与旅游业

博彩业与旅游业之间密切而又特殊的关系，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在一个旅游目的地增添博彩元素，多少会对其旅游业产生促进作用——新加坡政府就是这么想的；在一个博彩目的地增加其他吃喝玩乐的旅游设施，会为这个地区带来更多的赌客（或留住一些不如此就会走掉的赌客）——20世纪80年代后的拉斯韦加斯就是这么做的。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交通、通信、金融以及旅游设施等领域的技术进步急剧加速，地球突然变小了。人类的各种发明把这个地球的各个角落连接了起来，有钱和/或有闲阶级到异国他乡看看光景越来越容易了。于是，旅游经济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伴随着游客流的扩大和旅游业的发展，赌场业的市场半径也逐渐延长，其开放性、出口性、国际外部性逐渐明显起来。在“大地球”条件下世界上少数几个赌城各自“吃窝边草”的传统开始改变。自己开赌，让邻人、客人、外地人、外国人来玩的新逻辑，随着旅游业的大发展相伴而生。

博彩业和旅游业，借助于世界技术爆炸的强大动力，实现了经济上的“并轨”。

一些传统赌城开始致力于发展常规旅游业，以期引来更多的游客兼赌客（如拉斯韦加斯、澳门）；一些传统的旅游目的地开始设法增加博彩元素，以期对其旅游业注入更大的活力（如新加坡、中国海南省）^[4]。

跨国旅游与跨国博彩，从国际贸易意义上看，都构成“接客地”的服务出口和客源地的服务进口，然而，二者却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当一个国家的游客到另一个国家去旅游时，他们在目的地花掉的是钱，买来的是消费性服务，这与国际上一般的消费品进口的性质是一样的。并且，常规国际旅游往往是互有往来、互通有无。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其旅游条件如何，对于从未去过的人都有一定的旅游吸引力，故而世界上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旅游上只进不出或只出不进^[5]。而“国际博彩贸易”则大不相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已经实现了赌场合法化而另一个国家仍在禁赌时，这两个国家间是不可能有公平的国际博彩贸易的。更重要的是，客源地的赌客到设赌地的赌场去赌博时，他扔在那里的是钱，“买”回来的是各种“社会成本”。国际博彩贸易的交易平台天然是不平坦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交易平台的这种不平坦状态，恰恰为世界博彩业的发展提供了势能，使其沿着这倾斜平台的斜坡一路加速度地狂奔。当一国或一州或一城为了一己之利而开赌时，它会使其邻居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遭受其害。受害地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做出因应而开赌，由此引起连锁反应，使开赌的地方越来越多。而开赌的地方越多，坚持不开赌的地方便受害越甚，其被迫开赌的压力便越来越大。由此形成了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于是，伴随着地球的变小和旅游业的世界大发展，一场赌博合法化的浪潮于20世纪70年代萌生，80年代成势，90年代达到高潮。

以1978年大西洋城开赌为导火索，以20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印第安人赌场合法化的法律为引信，以20世纪90年代密西西比地区几个州的几乎同时开赌为正式标志，美国发生“赌博爆炸”^[6]。

澳洲的赌博爆炸几乎与美国同步。20世纪70年代以塔斯马尼亚州和北方领地两个州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