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8]

自1999年12月20日回归以来的10年间，澳门在不同层面均取得一定成就^[1]，同时亦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及经济变迁，其中的居民生活素质问题，更一直备受关注。究其原因，除了因为民意民情日渐受到重视、社会环境更趋开明开放之外，亦与生活素质问题的相对复杂、牵涉极广有关。因为普罗市民生活层面的顺逆好坏、喜乐哀愁，不但与经济盛衰起落之间的关系微妙，同时亦和政治、文化及社会等的发展步伐紧密相连，如影相随。

生活素质问题备受关注的另一核心，是这一概念十分抽象笼统，内容常常让人觉得不着边际，或是流于空洞，因而容易被误判、误读^[2]，令我们难以完全掌握社会综合发展的脉搏、步伐与轨迹。本文尝试利用历届“澳门居民综合生活素质调查”的主观数据，结合不同层面的客观数据，既深且广、纵横兼重地勾勒出澳门社会自回归以来的各种巨大转变，从而剖析普罗大众在各个生活层面的起落变化，加深我们对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亦为政府施政提供一些参考，达至“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的以人为本的管治目标。

二 理论、定义与综合指标

人类的本性虽然存在着贪图享乐、好逸恶劳、自私自利、仇恨诡诈，甚至侵犯他人的劣根性，但同时亦潜藏着关怀弱少、追求和平美好生活、牺牲自我完成大我，以及回避痛苦人生、减少社会灾难等精神与基因。正是因为这些既复杂又难以相互排斥的先天性“混合设计”，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路途乃显得迂回曲折，一点都不平坦^[3]。

工业革命之前一段极为漫长的岁月，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像其他生物般服膺于大自然、适应大自然，生活条件当然没有今天般舒适、丰盛。工业革命之后，科学及科技先后被广泛地应用于提高生产力、改善人类物质生活之上，发展经济成为各国政府争相竞逐的主流，亦成为富国强民的最重要圭臬。经历一个多世纪的高虚耗模式生产，欧美发达经济体系自20世纪中叶已清楚说明，大幅发展经济未必能带来预期的社会进步，民众在享受不断改善的生活条件之时，其他方面却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人际关系的疏离、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秩序和人身安全的恶化、传统社会风尚和道德的沦丧、生态环境的破坏等，便属其中一些常被提及的苦果^[4]。

西方社会所呈现的这些现象，令不少政府及民众意识到，经济发展并不等同社会进步，生活素质的提升才是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要全面记录、量度、评估和预测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更全面地反映社会的发展状况，单凭一直沿用的经济指标已有所不足，公共政策制定者和社会科学家只好另辟蹊径。社会指标运动及生活素质研究遂应运而兴，并引起了不同政府和民间社会的高度关注，同时亦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5]。

然而，不同的疑问又随之涌至：什么叫做生活素质？可用什么尺规量度？怎么样的生活素质才属优质？怎样的指标体系较能反映社会的综合发展成效？这样的指标体系或量度方法又存在着什么问题？所谓生活素质，简单而言，泛指“当地居民的整体福祉（overall well-being），此福祉不仅反映了生活条件，以及对全面生活领域之资源的控制，亦反映了个人对此等生活领域的回应和感受”^[6]。由于大家对何谓生活素质的问题存有分歧，用什么尺规进行量度亦众说纷纭、方法各异^[7]。较为普遍的做法，除了集中于个人的身心健康、幸福感、满足感外，还包括了家庭、工作、居所的满意度。至于社会关系、政治态度、文化生活、社会道德等，同样应该包括在内。

不论是政商界或学术界，大家对生活素质这个多层次概念的定义虽各有分歧，意见不一，很难达至毫无争议的结论，但对于何谓优质生活，则较能达成相对统一的看法。简单而言，所谓优质生活，当然应该超出“维持基本生理需求（即只为生存）”的层次，而是包括了精神上的满足，例如享有自由、公义、充分发展个人能力的机会等。其基本原则与前任行政长官何厚铧所指：与“既讲求公平竞争、积极进取、物质丰盛，又强调社会正义、人性关怀、相互尊重、彼此支持、和谐共融，并可持续发展”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