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就业与农村劳动力城市转移就业

第一，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农民转移就业经验对中国当前的指导性相对有限，他们和我国的实际情况不同，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他们没有所谓农村劳动力问题，背后的最大差异则在于转移制度及其影响的转移能力。其结果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两个同步”，农民的非农化与市民化的过程同步，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也同步；在我国是“两个分步走”，农民先非农化再市民化，经济发展先工业化再城市化。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农民向城市转移就业目的和西方农民不同，国外农民迁移主要是为了就业，而中国农民不仅为了就业而且为了进城（韩长赋，2007）。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就业的横向对比对理解中国当前的农村劳动力城市转移就业有较大的参考性。其原因在于：其一，中国外出农村劳动力的规模以及占城市非正规就业的比重一直在快速提高，21世纪以来的这种趋势尤为明显。2000～2009年，外出农村劳动力占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平均比重达到75.1%，其显然已经成为城市非正规就业的主体（见表1）。

表1 21世纪以来中国外出农村劳动力数量及其占城市非正规就业的比重

其二，规模庞大并不断扩展的“非正规就业”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见表2）。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ILO，2010），非正规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是指低报酬和有限的法律及社会保障的劳工。其数量今天在各发展中国家的总就业中已经占到了35%～90%的比重（ILO，2010）。事实上，早在21世纪初，非正规就业在亚洲就已经扩展到非农就业的65%（北非的48%、拉美的51%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78%）（ILO，2002）。世界银行的“社会保护单位”（Social Protection Unit）的多篇论文也指出了发展中国家的这一现象（Blunch，Niels-Hugo，Canagarajah & Raju，2001；Canagarajah，Sudharshan & Sethurman，2001；Das & Bordia，2003）。

表2 21世纪前后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就业

其三，对于非正规就业快速发展的背后原因，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存在类似甚至相同的地方。一个重要的类似因素是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应量，它不仅引起相对其人口而言的土地资源短缺以及其土地/人口比例的日益下降，更是决定非正规经济规模和比例以及长期性的一个关键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国际劳工组织所研究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与中国更具关联性。也正如Maddison的数据所显示，中国农业的历史最终与印度更为相似，超过英国所展示的西方经验，以及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所展示的“东亚模式”（黄宗智，2010）。另一个重要的类似因素是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就业（更确切地说是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偏好。一个证据是对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城乡迁移研究（Yap，1977），反映出城市工资的拉动效果大大高于农村工资的反向拉动效果。也许是最重要的类似因素是转移制度，其典型莫过于二元的转移就业制度。为什么世界劳工组织研究非正规就业的目的是促进“体面工作”（Decent Work）？显然正是因为非正规就业者的工作还不体面。和许多非正规就业规模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城市农村劳动力承受的是不平等的劳动就业制度，他们接受的多是城镇居民所不愿做的最重、最脏和最低报酬的工作。他们之中有的以低报酬、无福利的临时工身份就业于正规部门，有的则在正规部门之外就业，包括所谓的“私营企业”或“个体户”或根本就没有在国家工商管理部门登记（黄宗智，2010）。官方的报告显示（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2005），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主要从事建筑装潢、居民生活服务、环卫、餐饮服务等文化、技能要求较低的职业，以及贩卖蔬菜水果，拾荒、回收废品，家政服务，医院护工等独立劳动，还有极少数在政府机关、银行、教育卫生等部门从事保洁类的工作。这些都是城市劳动力所不愿意干的脏、累、苦、险的工作。农村劳动力一般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且难以保证同工同酬，拖欠工资现象很普遍，从灵活就业向正规就业的转换渠道几乎是关闭的，他们难以获得职业升迁的机会。

第三，如果我们认同对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就业的横向比较对理解中国当前的农村劳动力城市转移就业有较大的参考性，如果说上面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的类似相同之处的发现能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