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总部经济”涉及21世纪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中的前沿的、并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一种头脑型、知识型经济，“总部经济”维系着发展以金融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高端之所在。一般认为，“总部经济”发轫于东道国的集聚优势战略，借助于特有的优势资源禀赋，东道国可以吸引企业将总部资源在该区域集群布局，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并最终促进本区域的优势资源价值裂变和优化升级。从微观主体来看，“总部经济”的载体主要包括：各种企业、事业单位乃至于一些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全球总部、地区总部（RHQs，Regional Headquarters）以及能够行使总部功能的办事机构，其中，跨国公司（MNCs，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在东道国设立的诸多地区总部是发展总部经济的重要载体；从产生机理来看，由于现代社会，包括人力、物流、金融和信息的交易水平已成功突破了传统的地域限制，企业的中心指挥系统和附属环节及部门可以在一定的地理层面实现分离。因此，企业为获取全球优势资源，将核心总部资源转移到具有优势集聚效能的特定区域，以吸收所有可控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能量的聚化和极化效应。这些特定区域为获取集聚优势，赢得发展红利，也会对吸引企业总部资源持积极态度，两向推动，易于双赢，这就形成了超越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总部能量的最大化的经济效能扩张，及效应扩散。

当地区总部等优势资源在特定区域聚集到一定规模时，会吸引金融、人力、信息资源和其他各类优势资源的汇集，进而推动发达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金融生产力发展，最终促进东道国区域形成一定规模的金融中心。这是一个构想中的奇妙现象，但它符合实际情况吗？从全球的视角来审视金融中心演进的脉络，可以发现，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RHQs，Regional Headquarters）数量的多寡，已成为所在城市能否成为国家级及至世界级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和标志。我们知道，经济学中所谓的金融中心就是资金融通、集散和交易的中心城市（世界银行，World Bank，2003年）。通常情况下，其主要特征表现为：跨国金融机构聚集、资本流通方便自由、有相当规模的证券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市场、金融服务业高度密集、自身是所在国或地区的工商业中心、对周边区域乃至全世界具有相当的经济辐射影响力等。因此，各种级别的金融中心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经济中心功能进一步提升的结果。

一个重要的经济史实是，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日本东京都作为“跨国公司总部之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过或正在扮演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它们也都扮演着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Ben Edwards（1998）在经济学家杂志上曾将这三个城市称之为“资本之都”（Capitals of Capital）；经济史学家Gras（1922）深入分析了作为大城市功能之一的专业化金融机构的发展，发现金融产业总是依托企业集群的形式，尤其是总部集群形式出现，并最终形成金融中心；Panditetal（2001）研究了各种企业单位的总部和地区总部在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城市集聚的情况，认为这些城市的金融中心地位是金融企业高度集聚的产物；Sassen（2000，2002）指出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跨国公司总部和地区总部资产流动在交易量和业务水平上更加集中于国际金融中心，数据显示，至1997年末，25个城市占有了全球83%的金融资产，伦敦、纽约、东京三大金融中心持有全世界1/3的机构管理资产以及58%的全球外汇市场（Sassen，1999）。至今，纽约、伦敦和东京依然处在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位置。有鉴于此，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和金融中心发展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如果这种联系客观存在，那么，这种联系的内生机理又是什么呢？本文以集聚优势理论作为研究切入点，围绕总部经济这一重要经济命题，着力剖析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引致的金融、信息和文化资本对金融中心发展和建设的利好影响，并对已有的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筛选和综述，力图揭示总部经济、地区总部集聚与金融中心建设的内生联系。

二 协同视角：RHQs集聚与IFC演进的理论与实践

长期以来，理论界围绕金融中心展开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学者们对于一个值得思考的实证经济学的命题至今仍未达成共识，即：金融中心究竟是“建设”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