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著名网络公司comScore发布的《2011年世界社交媒体报告》，全世界网民中有82%（大概12亿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又称“社交网络”），是全球范围内用户参与度最高的网络内容分类。用户花在互联网上所有时间的19%在使用社交媒体，几乎每5分钟就要在社交网络中花上1分钟。如此高的使用效率，使基于Web 2.0技术之上的社交媒体在几年间迅速壮大。^[1]

无论是在美国的Facebook、Twitter，还是中国的微博，社交媒体都是成长最快的媒体新种类。这种迅猛成长不仅实质性地改变了互联网虚拟世界的运行规律与组成结构，同样也在深刻影响着现实世界中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的运作。^[2]最初，各国学术界对社交媒体的积极作用大加赞赏，但随着多国内部的各类突发事件与社交媒体的关联性慢慢被发现，人们开始反思社交媒体对政治的冲击力，并试图挖掘其中的行为主义规律及其解决之道。

一 2012年：社交媒体进入政治反思期

2011年接连在世界各地发生的“阿拉伯之春”（颠覆了中东、北非多国政权的民众抗议运动）、“伦敦之夏”（在英国多地发生骚乱）、“华尔街之秋”（起于纽约的“占领”运动波及西方多个大都市）、“莫斯科之冬”（俄罗斯数起反对与支持普京的大游行），大多参与者都是社交媒体的用户。他们利用社交媒体相互鼓动、联络、沟通，寻求彼此之间的理念共识，强化群体之间的价值认知，聚合事件的政治目标，协调街头运动的步骤，最终将社交网络中的想法付诸行为与实践。

逐渐地，人们感觉到，包括推特、微博、脸谱等在内的社交媒体正在成为推动人们高效交流的全天候工具，尤其在政治参与方面，社交媒体的“推特力（Twitteryille）”、“微博力”，点燃了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打破了过去束缚于经济、教育、地域等因素的沟通门槛，改变了政治参与人群的财富、收入、阶层的划分格局，加速了政治理念的交流、商议、串联与合作。^[3]有研究显示，71%的微博使用者认为，微博提高了他们对政治的关注度。^[4]据皮尤互联网与美国人生活项目（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的数据，网上参与政治的活动比线下要高得多。31%的社交媒体用户在参与活动时“带有民事或政治目的”，大约有10%的网民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相关的政治活动，15%的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关于政治话题或相关的评论。这个比例在青年网民中更高，34%的青年网民在使用社交网络时带有政治目的，并发布政治内容。^[5]

由此看，在世界各国，社交媒体正在引领一场巨大的“网络问政”革命。如果说过去的网络监督只是从点到面的话语批判，有相当程度的虚拟成分，那么社交媒体所引领的就是借助Web 2.0功能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沟通，使互联网里的话语很容易转化为行动，进而使互联网“去虚拟化”，转变为一个真实世界。一方面，它扩大了民意传播，开放了各国的政务，拓展了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渠道，对各国政策制定与官员失责形成了新型的监督与舆论压力，^[6]推动了许多国家的政治正义，以至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政治事态、社会运行、经济交往进入一个参与平民化、权力扁平化的“世界政治2.0时代”。^[7]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在加快世界政治运动的节奏与频率。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原本交易成本高昂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抗议变得更加快捷、方便和高效，普通个人的信息传播、集会号召、政治动员力量大大增加，政治不确定性的概率急剧提升，激进化的社会活动逐渐增多，甚至跨越了国境线，对外交、国家安全的冲击也凸现出来。在国际关系层面，行为主体、行为空间都在悄然发生拓展，以致使“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变成了“国际网系”（inter-netional relations），在理论与逻辑上也出现了微调。^[8]

对此，除了深入研究社交媒体对世界政治的积极影响之外，西方学者开始对社交媒体暴露的“数字行为主义”进行了密集的反思。尤其是进入2012年以来，学理反思与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多。

2012年2月23日，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召开了题为“超越界限：全球化世界中的数字行为主义”的研讨会，一致认为在社交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带动下，一股以数字平台为媒介的“行为主义”浪潮成为各国领导者面临的严峻挑战。2月27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与美国传统基金会联合举办了主题为“社交网络和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