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南大旱背后的中国水生态危机

2010年春季，西南五省面临世纪大旱，5000多万同胞受灾。这场少见的世纪大旱使农作物受灾面积近500万公顷，其中40万公顷良田颗粒无收，2000万同胞面临无水可饮的绝境。云南省林业厅的统计数据显示，持续干旱导致该省约750万亩自然保护区受到影响，重旱面积约10万亩，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受损严重。全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343.8万亩，中度以上170.03万亩。^[1]

正如中国的科学家和某些政府官员所承认的，西南中国的旱灾其实在2009年9月已经显露端倪，但是因为中国政治生态的特殊性和贫弱的民间自救能力，造成了灾害的不断扩大和蔓延，使得旱灾“暗度三季”，直到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才受到关注。

在西南旱灾中，城市化的负面影响体现得格外明显。正是由于错误的城市化模板和城市化资源调动机制，西南旱灾的恶性影响被累积放大了。以笔者调查的云南为例，这个中国西南区域正在遭遇一场水生态的综合性困境：能耗巨大的超级城市发展模板，错误引导了这个区域的城市化方向，将西南中国也发展成为一个吸纳能源、水源、资源的巨大漏斗，造成当地不断出现超级项目，来满足一个在体量上宏大，但是在结构上劣等的高风险发展模式。以昆明、丽江、玉溪、大理、保山等区域城市中心为标志的桥头堡建设和区域中心发展战略，已经透支了这个区域的生态能力和自愈能力。超级城市的建设模板，造成对水源、土壤、空气、能源的巨量需求，并伴随着超级城市这个灾害放大器，不断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影响。

学者曾念长曾指出，西南五省市大面积的干旱旋即转为更大面积的洪灾，预示着中国南部的自然水调节系统正在出现惊人的溃败。植被、土壤与水所构成的生态调节系统作为一种科学常识理应成为人们集体捍卫的伦理底线。^[2]

此外，错误的城市化模式和现代化观念，造成中国西南不断进行跨区域的调水，如昆明为解决城市用水而进行的掌鸠河、清水海、牛栏江调水，并不断封闭了原本四处流淌的水循环系统，造成城市周边局部区域的生态退化；另一方面，城市化没有解决城市管网改造、用水效率、水循环利用等问题，并将城市无限扩张，兼并周边准农业区域，疯狂打造硬体城市，造成城市环境的综合病变。

由于中国其他大城市的刚性资源需求，对中国西南包括水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造成一种客观上的掠夺。例如，造成云南大旱的重要原因就是单一植物的工业化种植，不论是西双版纳的橡胶、茶树、桉树、甘蔗、麻类、香蕉，保山的咖啡、澳洲坚果，还是遍布滇东的烟草种植、膏桐、大棚蔬菜种植，都造成了对水源的巨量需求，用以生产“工业化”的农产品提供给畸形发展的城市。并在旱灾发生期间，发生大量掘取地下水来发展农业生产的饮鸩止渴现象，进一步加剧了滇中、滇东一些区域已经非常严重的石漠化和地下水枯竭等状况。

我们在反思西南旱灾时，容易陷入一种现代化的知识谱系里，往往容易忽视那些非文字的口传社会事实和积习，特别是民间资源管理的真正智慧。笔者在滇池周边村庄长达数年的观察表明，其实滇池周边村落有个完整、系统、复杂的龍信仰文化，这个龍不仅是汉族文化系统的龍，它直接与彝族的古文献相关。滇池污染首先是龍信仰的系统崩溃和村落水共享和管理机制的瓦解。我在滇池一个村庄的寺庙找到一个清代碑文，其中乡绅提到对于滇池的围海造田、毁坏芦苇的行为是要科以重罚的。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的生态效应就显现出来了，少数民族对水源地、神林、密枝林、祭龙林、龙山林的重视，汉族百姓的龍观和龍信仰，乡土社会的自然神信仰和求雨习俗，其背后固着的是一种生态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和生态世界观——这些概念性和精神性的元素是可以涵养水源的。

二 西南旱灾启示录：反思城市化模式和生态理念

我们应该意识到，西南旱灾其实是通过旱灾和农业歉收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发展综合征”，许多错误借着此次旱灾不断放大。我们要从根本上破解中国应对自然灾害的困局，最应该反思的是公民防灾教育、政府灾害处理智慧和科学决策体系、中国社会及自然科学研究的整体设计，同时应该认识到西南旱灾其实是困扰中国多年的城乡二元对立问题凭借旱灾这种方式的综合体现。许多围绕旱灾及中国生态灾难的社会动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