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拉闸限电”

2010年初，相关统计数字出台，形势却很不乐观。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20%的“十一五”能源强度指标即单位GDP能耗指标，到2009年底只完成14.38%，余下5.62%的目标全部落到2010年。回顾过去几年的趋势，2006年完成1.23%，2007年为3.27%，2008年为4.59%，2009年为4.37%。2009年的速率放缓，与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刺激政策引导下的经济复苏有很大关系。这种趋势延伸到2010年，前六个月，电力生产竟然较上年同期上升19%，单位GDP能耗因此上升0.09%，反弹趋势非常迅猛。这些数据让负责完成节能减排指标的发改委倍感压力。

5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为了强化评价考核和问责力度，主管部门将在第三季度组织开展“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预考核。完成指标有困难的地区，可启动预警调控方案。中央所谓的预警调控预案包括：提出超能耗（电耗）限额标准的企业和产品名单，实行惩罚性电价，对超过限额标准一倍以上的，比照淘汰类电价加价标准执行等。^[1]

关于政绩评价考核，甚至严厉到完不成节能减排指标的地方政府领导将被节能一票否决。在此压力下，第三季度开始，各地纷纷推出比预警调控方案行政色彩更强的措施。浙江省政府发文，对高耗能行业用能增长控制不力的地区，采取区域限电措施。而在实际操作中，被限电的企业并不只限于高耗能企业。温州地区的部分企业每开工一天，就要停电两到四天。邻近的江苏省也把政绩考核一票否决制传递到地方政府。上一级政府一边下达限电指标，一边为了保证重点企业能适当开工，开始限制非工业用电。^[2]例如被媒体曝光的河北安平县和安徽全椒县，^[3]医院、敬老院甚至交通灯等重要的公共设施遭遇限电。

事实上，地方政府的限电结果其实并不直接与完成能效指标相关。因为能效指标以GDP为分母，以能耗为分子。限电以后，GDP也会受损。如果限制的是高耗能企业，那么对于完成指标有帮助，因为其单位GDP能耗要大大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否则，类似安平和全椒这样对民用电和公用设施用电进行限停，而让电给企业尤其是高耗能企业，则是与实现能效指标背道而驰。

迫于严苛的限电形势，一些企业不得不自备柴油发电机，以供生产之急需和订单的按时交付。随着节能减排大限将近，此风在全国蔓延，直至造成全国性的柴油供应紧张，^[4]甚至农业电机的供油也出现了问题。另外，分散式的柴油发电机对空气的污染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都要比集中排放，并通过电网输电的发电厂高得多。这种局部完成指标，全局更污染、更多排放的做法，对“十一五”节能减排的执行措施提出了尖锐的警告。

究其原因，从某种程度上，冲击全球的金融危机打乱了节能减排的步伐。2009年上半年政府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大量投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国有企业，导致流动性大增。市场不能消化的资金进入楼市，刺激了房价上涨和相应的投资，与2万亿的高速铁路和机场兴建计划等基础设施的大型工程上马叠加，进一步刺激了钢铁、水泥等高耗能建材的消费。期间，各地高耗能的工业投资项目并未因“十一五”节能减排指标而受到严格审批，这些项目的陆续投产更增大了一些地方第二年节能减排的压力。

过去，地方官员的政绩多以GDP增长为考核指标。近年，中央政府强调转变这种老办法，并出现了“定量＋定性＋民意”的综合模式探索，但是取代老办法的成熟的政绩考核体系尚未出现。事实上，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制度已经越来越显现出其弊端。^[5]因此，当2010年节能减排成为一票否决的考核指标时，前几年依然以GDP为指针的地方政府便会转而采取粗暴手段拉闸限电，印证了干部考核制度中连续性和一致性的缺失。

重压之下的地方政府是否能准确上报能耗记录，并无制度保证。2006年的能源强度指标因为国民生产总值（GDP）和其中的服务业份额都被上调，初始值和最终值之间的差别高达123%。^[6]正如多年来在GDP数据上，长期存在的国家、地方数据协商制度。为此，2010年6月国家统计局、监察部、司法部联合部署，展开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GDP等指标是这次检查的重点内容，通过自查和抽查两种手段实现查错、纠错。^[7]国家统计局尚需以运动而不是法治的方式争取获得准确的统计数据，数据的可靠性可见一斑。

此外，地方在执行下降20%的能效指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