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宜居是城市发展的底线

宜居城市概念的提出源于联合国1976年关于人居环境的建设和研究的系列活动。宜居城市在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城市规划圈中的热烈讨论也不过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伴随着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在完成了最近的三个五年计划之后，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从不足18%发展到紧逼50%，未来30～40年的城市化率有可能高达79%。城市人口正以每年1800万左右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增加到9.1亿，流动人口超过3亿。这个数字背后是就业与商业的无限机会，以及社会与环境的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曾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城市化进程将是21世纪对人类社会影响最深远的两个议题之一。^[1]

人类城市发展历史中已经积累的大批案例说明：过快的城市化发展通常伴随着典型的城市病——忽视人的生活尺度，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被迫作出牺牲。其表现可以总结为以下六种：①公众出行代价不断攀升，街道拥堵，通勤效率降低，可持续公交系统的投入严重滞后于轿车产业的发展；②经济增长和垃圾产生量增加不能脱钩，垃圾处理方式与循环经济的产业政策脱节，使得垃圾填埋和焚烧成为公共健康的严重威胁；③公共的绿色开放空间日益缩减，身患“自然缺乏症”的市民与自然的关系淡漠，更谈不上珍惜自然资源；④公共服务体系的投资和维系成本转嫁到已经不堪重负的普通使用者身上，经济成果的分配厚此薄彼，特别是住房、教育、清洁用水和医疗资源的分配方面，存在分配不公和缺乏监督的问题；⑤城市社区的身份认知淡漠，城市文化和传统严重被同化，城市的功能和区划开始变得千篇一律，缺乏市民和社区自助及自理的民间机制，缺乏社区单元的整体感、拥有感、自豪感；⑥市民对城市发展的规划和实施既没有事前参与的信息和渠道，也没有实施过程及其后管理的监督，城市市民与城市发展的规划和实施没有关系。

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社会的基本单元，即每个单一的市民和家庭在面对政府主导的城市发展规划时，只能被动适应城市的生活和工作，无力感和挫折感有增无减。城市生活的总体质量和幸福感维持在偏低的水平。这些城市病已经不同程度地在我国大多数大中城市中显现，有些病状正呈现恶化的趋势。

著名城市专家、教授连玉明曾经指出：宜居是城市发展的底线，是城市品牌价值的“第一要义”。城市经济无论发展得多好，如果违反了宜居的底线和环保的红线，都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2]。他在解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时对中国城市的价值判断和未来城市的发展走向，有几个基本的判断：“第一，城市化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基本的推动力量。第二，生活质量是城市内涵式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核心。第三，文化软实力成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公共文化是城市市民的现实需求，也是公众的基本权益。第四，‘大城市病’给中国城市发展带来风险和挑战。第五，构建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是城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关键。”^[3]

综上，在史无前例的中国城市化背景下，如何在拉动内需，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打造低碳、宜居的城市，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必答题。这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是中国推进更有全球竞争力的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模式的重要课题。

二 关于宜居城市的定义和指标

虽然专家学者并没有给出统一的宜居城市的定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各方观点描绘出宜居城市的基本脉络。首先，宜居城市的基本指向是城市市民在城市生活中能够体会到的幸福感、安全感、自由感，而不是渺小、压抑、缺乏安全的迷茫和紧张。特别要强调的是宜居的感受是来自市民个体的感受，它是市民个体综合了身体的、社会的和心理的体验之后得出的判断。它不能仅是机构和专家或者行业组织因为某种商业促销的需要，单方面评定的结果。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顾文选研究员于2007年推出了得到住房建设部认可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他曾经对媒体表达，一个城市宜居不宜居，当地的老百姓最清楚。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关于宜居城市的论述，从城市功能的角度来说，都应该具备几个基本的素质：稳定的政治环境，公平和平等的经济机会，有活力的地方或者本地商业活动（这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