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推进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积极开展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以此为标志，生活垃圾问题开始进入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更高层级。有关部门密集出台了多项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北京、广州等城市陆续开始新一轮分类实践，并就生活垃圾地方法规开始征求意见，民间环保组织以及众多企业共同求解垃圾危机应对之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前端分类收集、中端分类运输步履维艰，末端干湿混合垃圾发电则突飞猛进。混埋危机未除，混烧危机即将到来，症结何在？垃圾危机，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必须作出选择。

一 垃圾分类进退维谷事出有因

2010年，北京、广州等城市纷纷开展垃圾分类试点，政府、民众对垃圾分类予以极大的关注。1月26日，广州越秀区东湖街正式启动生活垃圾分类，由于环卫工人把未分类的垃圾全部倒进了垃圾压缩机，导致居民已做的分类成了无用功。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张建国表示，下一步将启用统一分类的垃圾车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类收集，但他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热心的民众积极分类时，发现广州垃圾分类体系已经运转不灵了。4月23日，垃圾分类志愿者巴索和樱桃白（网名，下同）用旅行箱把6袋旧灯泡、电池、杀虫剂有害垃圾带到城管委。4月29日、5月8日，巴索两次再至，发现当初送来的6袋垃圾居然原地未动，据称是要协调环保局处理。5月24日，一个月过去了樱桃白已经等不及了，她将一镶着红边的大钟，送给了城管委领导并说：“我是想告诉你们时间在走，希望要尽快处理问题。”^[1]

北京自1957年率先提出“垃圾要分类收集”后，半个世纪过去了，垃圾分类依然在试点。4月11日，北京市文明办和市政市容委正式启动“垃圾减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主题活动，在600个居住小区、30%的党政机关实施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北京市建设厨余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的各项设施，年底前全部实现垃圾分类。曾有记者暗访新闻宣传中进行垃圾分类的“典型”社区，结果他发现“都是假的”。有人去参观的时候就做做样子，参观的人一走什么都没有。“公众的热情被激发出来之后，面对的却是这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尚未形成，混合收运仍占主导，公众投入巨大热情和精力分类好的垃圾却被混为一车运去处理，让垃圾分类回收沦为相关部门的一场‘秀’”。^[2]

混运使分类收集举步维艰，理念分歧更为明显。“分类能解决城市垃圾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研究部周宏春研究员质疑分类不能解决垃圾处理问题。中国建筑研究院总工徐海云认为：“分类收集特别是用于直接回收的分类收集只能是相对的和有限的”。清华大学聂永丰教授认为“我国的生活垃圾跟国外所讲的生活垃圾是不能画等号的，我国的‘生活垃圾’等同于德国的‘剩余垃圾’，生活垃圾中虽然含有部分塑料袋和废纸，但回收价值很低。”民间和企业的实践却给出相反的答案。北京绿色空间生物科技公司高速发酵餐厨垃圾处理机在北京育英学校、北京西山庭院小区等地将餐厨垃圾制成绿色有机肥，北京智汇谊合环保公司开发的家庭厨余垃圾处理机，香港一家公司一次就订购了300台，北京鸿翔太和公司将废塑料和木屑制成高强度建筑用模板，北京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厂处理后的垃圾适合焚烧的不到10%。

也许还有更深的原因，这就是政府的末端导向政策。政府的大量补贴使许多企业受利益诱惑，“对垃圾回收企业来说，如果标准越具体，老百姓做得越好，进入回收体系的垃圾越多，他们能够获得的补贴就越少。这事实上是过去数年里垃圾分类推广不理想的根本原因。”反观1979年环卫体制改革，环境卫生工作从卫生部划归住建部管理30余年来，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止步不前，垃圾危机愈演愈烈，我们能不能问，垃圾管理体制本身是不是就是问题？这个体制是在解决垃圾危机还是制造垃圾危机？

二 以烧为主，专家开道政府定调

垃圾分类举步维艰，垃圾危机迫在眉睫，在主烧的专家和政府看来，垃圾焚烧势在必行。

2月11日，徐海云为广州市、区城管局干部以及相关街、镇、村1200多名负责人做生活垃圾处理专题讲座，他想说说垃圾焚烧的好处和必要性。8月18日，他对东莞市城管局以及环卫系统约450人进行了一场垃圾处理讲座，他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