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概述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监管的理念、方法和制度安排正在经历着全面的变革。在关于危机爆发根源的各种讨论中，无论是归咎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抑或是“发起并分销”金融模式的复杂性和脆弱性，金融监管缺陷以及危机管理不力等问题都难逃其咎。故而，自2009年以来，美国、英国、欧元区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先后出台了系统性风险分析报告和金融监管改革方案；G20、IMF以及BIS等具有主要国际组织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就重塑监管理念、改革监管体系以及加强监管力度和扩大监管范围等各种问题给予了理论探讨和政策建议。

自危机以来，G20、IMF、BIS等重要的相关国际组织一直致力于金融监管改革以及国际监管合作。2008～2010年，G20采取应急机制并举办了5次金融峰会，金融监管改革问题以及构建审慎监管国际体系是其中的重要议题。此次危机不同以往，金融创新导致金融体系的内部结构日趋复杂，机构之间的相互关联并不局限于银行间风险暴露，传统监管手段无法正确评估风险形态，系统性风险的蔓延更是跨越国界范围。面对“太关联而不能倒”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无效，2009年3月G20发布《加强监管和提高透明度》，正式提出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机结合。

包括监管在内的全球经济治理由发达国家主导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主导转变。危机之后G20逐步替代G8，成为各国商讨经济金融合作的主平台；IMF的治理改革也使发展中国家在IMF的发言权与地位将有所提升；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更是将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行长和监管机构领导纳入决策机构；2009年3月，金融稳定论坛吸纳包括中国在内的数个发展中国家为正式成员；与金融监管有关的各个主要国际标准制度机构也纷纷将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纳为新成员。

就各国而言，主要发达经济体在不同程度上改革了原有的监管法律体系。美国于2010年7月正式实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2010》（以下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依照该法案的规定，美国监管组织框架、理念、范围和力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美国酝酿与实施监管改革的同时，2009年6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提升了一体化金融监管机构和权力；英国通过了《2009年银行法》和《2010年金融服务法》等法律及其他提案和政策建议书等；而德国、法国等重要的欧元区国家也依照欧盟监管改革方向，结合本国金融体系和加强监管的要求，在不同程度上“修正”了监管的有关内容。

在改革行动中，宏观审慎原则贯彻其中。这首先体现在负责系统性风险监控的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的设立。例如，美国依据《多德-弗兰克法案》，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并赋予美联储执行系统性风险监管的职能；欧盟建立了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英国的改革方案则提出撤销原金融服务局（FSA），在英国央行内部成立金融政策委员会，负责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的职能统一交由英格兰银行行使；法国将银行和保险业的四家监管机构合并为一家，新的监管机构隶属法国中央银行。在国际组织层面，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将金融稳定论坛（FSF）提升为金融稳定委员会（FSB），赋予其更加广泛的促进全球金融稳定的职责。

出于对系统性风险的考虑，监管范围和要求随之提高。例如，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规定，美联储应对金融机构建立审慎监管原则，在确定风险资本要求时，应考虑表外业务、流动性要求、风险管理要求、救助计划和信用风险报告；欧盟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流动性风险管理的30项原则性建议等。在监管范围方面，除了银行体系以外，各国监管者提出应当将包括对冲基金、证券化产品、信用评级机构等非银行机构、产品与市场纳入监管视野。

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更多的是国际组织发挥了主导的作用。在G20峰会共同宣言的指导下，各国际监管组织在其职责范围内为实现监管理念的统一、加强国际间合作以及设立监管的最低标准而努力着。各组织不间断的全体、区域会议和数以万计的工作论文、指导方针，覆盖了监管领域的方方面面。尤其在系统风险的测量与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识别、逆周期监管工具的完善方面，已经进入接受实践检验的阶段。

从各国改革行动来看，强调监管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