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塞尔协议的演进

二十世纪中后期，为防止一国银行的危机导致多国乃至国际银行业的危机，统一各国银行监管的趋势日益明显。1988年7月，西方“十国集团”各成员国通过了由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关于统一国际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巴塞尔协议Ⅰ》。其基本理念是，用于抵御银行损失的资本数量应随着银行资产的风险度而变化，用有限的资本限制银行业务和风险规模的扩张，从而保障银行的稳健发展。《巴塞尔协议Ⅰ》对银行资本构成进行了界定，并规定核心资本应占整个资本的50%，附属资本不应超过资本总额的50%。对不同资产分别给予不同的风险权数，在考核风险资产规模的基础上，要求1992年底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必须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不低于4%）的目标。1996年，市场风险被纳入加权风险资产范围。

针对《巴塞尔协议Ⅰ》没有考虑操作风险等不足，巴塞尔委员会于2004年6月推出了《巴塞尔协议Ⅱ》。《巴塞尔协议Ⅱ》的突破在于加入了操作风险和信息披露准则。此外，它还修改和扩展了《巴塞尔协议Ⅰ》关于信用风险加权的方法，允许银行采用内部模型来计量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巴塞尔协议Ⅱ》以风险量化和风险管理为中心构建了资本要求、监管检查和市场约束三大支柱的新资本监管框架，其核心机制是通过监管资本激励促使银行积极采用现代风险计量技术和风险缓释手段，全面促使银行加强风险管理，从根本上提高银行经营管理的稳健性。为了达到全面风险管理、风险敏感性和灵活性的目标，整个监管资本体系必然变得非常复杂，这也成为《巴塞尔协议Ⅱ》的主要缺陷。

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全球金融监管当局反思监管框架并加强了对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尤其是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对次贷危机和《巴塞尔协议Ⅱ》的争议和反思，直接推动了《巴塞尔协议Ⅲ》于2010年12月的出台。《巴塞尔协议Ⅲ》的目的在于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率对银行实施监管，并通过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实行特殊的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巴塞尔协议Ⅲ》最大的特点是在《巴塞尔协议Ⅱ》的基本框架下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监管，继续扩大资本对风险的覆盖范围和提高资本对风险的敏感度，显著增加资本数量要求，并提出留存资本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对系统重要性机构还提出了超额资本要求，从而将资本监管由微观审慎监管发展到宏观审慎监管。同时，《巴塞尔协议Ⅲ》还引入了最低杠杆率要求，作为资本监管的一种补充机制。此外，《巴塞尔协议Ⅲ》首次将最低流动性要求纳入监管框架。最终，《巴塞尔协议Ⅲ》形成了一个资本监管与非资本监管相结合、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相结合的更加全面的监管框架。《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强化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①提高监管资本的损失吸收能力。恢复普通股（含留存收益）在监管资本中的主导地位。对普通股、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和二级资本工具分别建立严格的达标标准，以提高各类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能力。引入严格、统一的普通股资本扣减项目，确保普通股资本质量。②扩大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大幅提高证券化产品的风险权重；大幅提高交易业务的资本要求，包括增加压力风险价值、新增风险资本要求等；大幅提高场外衍生产品交易和证券融资业务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③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4.5%，一级资本充足率为6%，总资本充足率为8%。此外，为缓解银行体系的亲周期效应，打破银行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正反馈循环，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巴塞尔协议Ⅲ》还要求商业银行建立了留存资本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其中，留存资本缓冲全部由普通股构成，最低要求为2.5%，用于吸收严重经济和金融衰退给银行体系带来的损失；逆周期资本缓冲是指出现系统性信贷高速扩张时期，银行应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用于经济下行时期吸收损失，保持信贷跨周期供给平稳，监管标准为0～2.5%。根据上述标准，正常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普通股、一级资本和总资本充足率应分别达到7%、8.5%和10.5%。④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特别资本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是指业务规模较大、业务复杂程度较高、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或经营失败会对整个银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