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迈进，并非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阶段演进的自然延续。经济学文献和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的确有一些国家在这个阶段陷入“中等收入陷阱”（Eeckhout and Jovanovic，2007），甚至连那些已经位于高收入组的国家，如果采取不当的经济发展战略，也会陷入经济停滞。

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到达其剩余劳动力总量减少、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的刘易斯转折点之后^[1]，进入“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根据国际经验，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时，需要警惕一些战略性错误，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现实矛盾，与这些潜在的战略性错误密切相关。本报告对此逐一进行阐述，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 “未富先老”

世界范围的经验表明，人口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生育政策仅仅起到外加的且相对次要的助推作用。例如，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台湾都没有实行过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大陆一样，生育率从20世纪50年代大致相同的高起点上，到1990年代以后都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印度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绩效较差，人口转变过程相对滞后，但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轨迹（林毅夫，2006）。

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期间经历了30年的增长奇迹，但其起步仍然晚于“亚洲四小龙”，因此，在人均收入水平尚低的情况下进入人口转变的新阶段，形成“未富先老”的特点。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6.8%，与世界老龄化平均水平相同，而2001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按照官方汇率计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3%，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3%。虽然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啻是一个适度的加速因素，但是归根结底，人口转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未富先老”产生的缺口（即人口老龄化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超过人均收入趋同的速度），也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造成的。

尽管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挑战，各国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也存在差异，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些国家由于人均收入已经处在较高的水平上，技术创新也处于前沿水平，因此，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驱动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可持续的，迄今也足以应对老龄化危机。相应的，中国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转变后果，关键在于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换句话说，由于人口转变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形下，老龄化趋势仍将继续，已经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主要应该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来予以缩小，并最终得到消除。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排位的不断跃升，并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人口增长率处于低水平，人均GDP的提高也将日益加速。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CER，2007）对中国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做了长期预测。根据这个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和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2020年中国GDP为17.3万亿美元，2030年为25.2万亿美元，2040年将达到30.4万亿美元。这三个相应年份的人均GDP预测值则分别是1.2万美元、1.8万美元和2.2万美元。美国经济学家Fogel（2007）则更为乐观，预测2040年中国GDP高达123.7万亿美元，在人口达到14.6亿的情况下，届时中国人均GDP高达8.5万美元。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预测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使用的数据来源差异也很大，特别是用购买力平价的计算，与中国官方和学者的口径也不相符。其实，从两个预测结果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可以看到各自的局限性。

但是，上述预测反映的一个事实是，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中国将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姿态，加速其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如果中国能够保持与过去30年相当，或即便略微减速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率的话，它将以很快的速度与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趋同。因此，这些经济学家的预测，反映的是一种正确的方向和符合规律的前景。因此，在人口转变趋势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