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在实现了世人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经历了一场急剧的人口转变，即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显著下降的基础上，80年代以来继续下降。总和生育率在1969～1971年期间的平均水平为5.7，1979～1981年的平均水平为2.6，1989～1991年期间为2.3，1992年以后降到2.0，以后一直处在替代水平之下。2010年，联合国发表《世界生育率模式（2009）》把中国列入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的低生育国家行列（United Nations，2010）。这可以与中国近年来的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相互印证，也与大多数学者的认识一致（顾宝昌、李建新主编，2010）。关于生育率水平的国际比较表明，中国在人口转变进程上，已经超过了它的经济发展阶段。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05～2010年期间的总和生育率，世界平均水平为2.6，发展中国家为2.5，发达国家为1.6，而中国2006年为1.4。

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生育率下降，同时表现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即16～64岁之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在时间上显现一个先上升，随后下降，直至零增长的倒U形变化轨迹（Williamson，1997）。这个变化形成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的人口红利，即在劳动年龄人口上升期间，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分析表明，人口抚养比（即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的下降，对1982～2000年期间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为26.8%（Cai and Wang，2005）。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速直至停止，这种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消失。根据预测，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时间为2013年，此后因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的显著上升而提高。换句话说，在“十二五”时期，中国将失去充足劳动力供给意义上的人口红利。

在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上发生的人口结构变化，可以被形象地称作“未富先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为6.8%，2010年提高到8.2%；而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分别为4.4%和5.0%。人口转变过程及其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老龄化，是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通常是不可逆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都经历过一个生育率下降的人口转变，目前也都面对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因此，中国解决“未富先老”的出路不是逆转人口转变，而是加快经济增长，使人口结构与发展阶段相适应。如果在今后10～20年时间里，中国得以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就不再具有“未富先老”的特征。例如，如果保持1978～2009年平均的人均GDP增长率，“十二五”结束时，以2010年为基期的中国人均GDP可以超过6000美元，2020年前后可望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即接近12000美元^[1]。那样的话，以发达国家作为对照组，中国老龄化程度并不算很高。根据联合国的预测（UN，2009），2020年和203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11.7%和15.9%，同期发达国家平均比重分别为19.1%和22.5%。

可见，中国在“十二五”时期的特殊挑战在于应对“未富先老”。换句话说，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未富先老”的特殊国情出发，实现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持续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的视角，“未富先老”有一些重要的含义。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减少与高速经济增长，共同导致普通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工资上涨，经济发展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Cai，2010）。这时，劳动力成本提高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必然反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的相对弱化。按照简单的比较优势原则，这意味着产业结构逐渐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而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必须转变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模式上，否则便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在人均收入刚刚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阶段上，中国在物质资本丰裕程度上尚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劳动力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上也仍然存在着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因而总体而言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不具有比较优势。这就是说，人口转变造成的“未富先老”特征，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经济发展现象，在逻辑上存在着内在的相关性。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假设，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上，一个国家总是因其资源禀赋特征而具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因而可以从贸易中获益。然而，对于全球化影响的研究显示，富裕国家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