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及未来10～20年，中国人口转变的后果正在并将进一步显现：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正在减缓，2015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2030年前总人口达到峰值。因此，我们可以再次重申，中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毋庸置疑地到来了^[1]。作出转折点到来与否的准确判断，在政策上是有意义的。如果承认转折点到来，就可以预见到并有助于理解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一系列重要新因素。具体来说，这些新因素表现为三个重要的变化：第一，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必然推动工资的加快上涨；第二，新一代劳动者的更高需求，使得劳资关系发生剧烈变化；第三，人口红利消失使得如何保持制造业竞争力的问题迫切地提上日程。

对于一个长期依靠丰富而便宜的劳动力实现了高速增长的国家来说，应对这些重大转变带来的挑战，挖掘人口红利潜力，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是保持制造业竞争力从而整个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本文拟从人口转变、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出发，认识农民工结构、地位和身份的变化趋势，探讨保持制造业竞争力的途径，以及论证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对于保持社会和谐、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性。

一 人口转变与农民工代际变化

200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68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已经从下中等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2]。已有大量文献研究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如World Bank，2007），其中较多的是关注经济发展政策的转变，也有一部分关注社会发展问题及其相关的政策应对。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在中等收入阶段，社会成员感受到收入快速增长和社会急剧变化，形成更高的预期。如果期望与现实达成一致，可以产生新的社会认同感，社会和谐进一步增强。如果现实不能与期望目标相契合，则会导致认同危机，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2010年，中国经济从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实现了明显的复苏。相应的，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出一系列新现象和明显趋势，包括全国范围的劳动力短缺，普通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工资的迅速上涨，以及雇主与工人之间劳动争议凸显，劳动关系成为社会问题的一个焦点。如果我们从金融危机之前的刘易斯转折点判断出发的话，就会不容置疑地承认，导致这许多现象发生的原因，是作为长期变量的人口转变的结果，其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人口转变的主要后果表现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即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幅度减缓和劳动力年龄提高。首先，目前按照常住人口定义的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其增量正以加速度逐年减少（图3-1）。其中因流动的因素，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是负增长，而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主要靠流入的农村劳动力支撑。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在2015年停止增长，此前的增长速度已经开始逐年放慢。如在2004～2011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这一变化导致的结果是劳动力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也是2004年以来不断出现民工荒的根本原因。

图3-1 中国总人口和城乡劳动年龄人口增量预测

其次，与此相应的另一个变化，则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提高。从作为劳动者的角度，农村劳动力年龄提高并不产生任何突出的问题。但是，由于劳动力外出就业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障碍，通常在到达一定年龄之后，外出的动力和能力相应减弱，外出的概率会降低（都阳、王美艳，2010）。因此，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老化，意味着能够转移外出的劳动力实际数量，比前述的递减着的总量还要少。另一方面，年龄偏大的农民工主要在建筑等传统行业就业，新生代农民工则选择服务业和相对技术密集的制造业就业。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将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2010）。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劳动者，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4533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16～30岁农民工的比例为61.6%^[3]。据此推算，16～30岁新生代外出农民工的数量为8952万，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中最大的群体。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