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刻画了一个经济体从发展中经济向发达经济过渡的一般图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农业劳动力不断向非农部门转移，非农就业逐步增加。因此，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转换，成为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乃至发达国家迈进的一般进程。

在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也在发生着迅速的转变。然而，面对经济中迅速变化的事实，有关中国就业结构的统计似乎难以符合人们对中国经济现实的直观观察，与国际上其他经济体所经历的路径也表现出差异。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在2009年仅为10%，但中国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第一产业（农业）38.1%，第二产业27.8%，第三产业34.1%。如果以此为据，中国似乎还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二元经济特征的消亡似乎还远未结束。而与此同时，“民工荒”却愈演愈烈，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因此，或者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独特的发展路径，或者中国的统计数据没有很好地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图景。

当然，中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离有其历史原因，如改革开放之前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重工业部门的就业吸纳能力相对低，并由此导致过高的农业就业比重（蔡昉等，2003）。不过，即便如此，现有的统计数据仍然难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迅速变化。

因此，基于当前官方公布的就业结构去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就难免产生偏差。首先，是对中国发展阶段的认识可能与当前的经济现实不符。南亮进（2008）根据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提出了判断经济发展转折的标准。在新近对中国的研究中，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尚且远离转折点（Minami and Ma，2010）。作出这样判断的重要依据，是中国农村仍然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很难判断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面临转折。可见，对就业形势的判断，已经成为对经济发展阶段判断的前提。

此外，对就业总量及其结构的统计偏差，也干扰了对其他重要的经济指标的度量。例如，对各个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精确估计，必然要依赖准确的就业统计。如前所述，如果高估了农业部门的就业数量，就会低估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由此，对农业发展阶段及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判断也会存在偏差。

造成就业统计数据偏差的原因很多，既与当前统计体系和制度有关，也与就业统计的设计及其他一些操作层面的因素相联系（Du and Wang，2010）。在不断变化的经济发展现实中，中国统计部门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同时也正致力于改进就业统计。例如，充分利用劳动力抽样调查信息，改善就业统计的质量，就是一项正在进行的改革。

鉴于就业总量和就业机构是反映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状况的最基础的指标之一，本文拟使用不同的数据来源，重新估计中国的就业总量以及就业结构。尽管更精确的估计囿于目前的资料条件尚难实现，但期望这项对于中国就业情况的重新估计，是在现有统计基础上的一个进步。

二 农业就业总量的高估及重新估计

目前的农业就业总量统计仍然采取全面报表统计的方式（Du and Wang，2010）。应该说，这种调查制度在城乡明显处于分割状态、几乎不存在劳动力流动的计划经济时期，是相对可行的调查方式。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式是以计划为基础的，不同的群体就业有清晰的界定。由于劳动力几乎没有流动，基层单位统计农业劳动力的成本低，通过各级单位层层上报就业数量也是可行的。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村就业的非农化趋势逐步增强，农业就业统计遇到了巨大挑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乡村工业化大潮，到随后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流动，带来了中国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加上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小，兼业化的就业方式几乎成为大多数农户的就业方式，给农业就业统计带来的困难就更加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通过逐级上报的方式统计就业数量，很难得到关于农业就业的准确统计。例如，国家统计局根据住户调查资料推算，2010年到乡镇以外从事非农工作超过6个月的农村劳动力达到了1.53亿。同时，兼业化的就业方式几乎成为大多数农户的就业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清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