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就业弹性和就业增长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和解释，其中多数研究文献由于存在对中国就业增长统计认识上的误判，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失业）变动之间的关系呈现较强的非一致性，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出现误判和估计偏差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状况评价不够准确，对中国就业统计数字含义理解不准确，从而不恰当地使用宏观数据所致。而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和解释就业弹性的变化，则可能导致对就业政策优先序及内涵的把握不当。因此，我们需要系统梳理就业弹性变化的有关研究，阐明对就业弹性变化合理的讨论和解释。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讨论就业弹性变化对“十二五”期间就业政策所蕴涵的政策含义。

一 就业弹性变化的讨论及其解释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就业弹性及其变化如何，受到了学术界和许多观察者的广泛关注，大量的国内外实证研究对其进行了估算和解释。表8-1从使用数据、研究方法、主要结果及其评述出现偏差的原因等方面整理了其中的主要相关研究文献。根据表8-1的归纳总结，对中国就业弹性变化的讨论、解释及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种。

表8-1　关于就业弹性和就业增长估计及其变化研究的讨论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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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数关于就业弹性变化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就业弹性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呈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带动就业的相应增长，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非一致性（如齐建国，2000；龚玉泉、袁志刚，2002；张台秋，2004等）。理由是多数研究估算的中国的就业弹性1979～1989年期间在0.3左右，而1990～2004年期间则在0.1左右，即使通过面板数据进行的估算分析，认为这种下降趋势仍然很明显（如吴宏洛、姚锡琴，2004；刘勇军，2003；许秀川，2005；李红松，2003等）。（2）国有企业冗员现象和农村隐性失业是估算就业弹性变化的一个难点和焦点问题，对其规模的估计也是一个技术处理难点。有学者（简新华、余江，2007；邓志旺等，2002）认为就业弹性的变化必须考虑冗员的影响，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等宏观经济因素，1995～2002年期间出现大量下岗职工，中国的冗员问题显然是存在的，城镇和农村隐性失业规模对就业弹性存在较大影响。考虑冗员和隐性失业后，就业弹性并没有发生急剧下降的现象。虽然用下岗人数估计冗员数量以及估算农村隐性失业规模，对就业弹性估计偏差相对小些，但估算隐性失业规模的方法假设过于严格，显然存在明显的误差。

（3）认为中国的公开失业率（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的变化与实际产出增长率之间不存在典型的奥肯规律（如姜巍、刘石成，2005；龚玉泉、袁志刚，2002）。分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值也出现显著下降，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总体就业弹性具有明显的区别，三大地区非农就业弹性显著高于经济总体就业弹性（张江雪，2003）。如果只考虑产出变化对就业的即期影响，中国非农产业就业弹性考虑产出的滞后影响后，就业弹性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丁守海，2009）。分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差异较大，反映了随着经济增长，三种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有很大差异。

（4）城镇就业弹性的变化更能反映真实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就业增长的变化情况。城镇就业弹性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比按照城乡整体和分三次产业的方式所计算的结果，都显示更大的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由于计算城镇就业弹性与其他研究计算所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同，其就业弹性来自于单位外就业的作用。换句话说，以往的研究所得出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结论并不准确，而只能说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蔡昉、都阳、高文书，2004）。

图8-1 1991年以来按三次产业分的就业弹性及总的就业弹性

（5）高投资增长率并没有带动相应的就业增长速度，相同产出或投资情况下，不同类型的企业所能吸纳的就业人数不同。有研究者（方明月等，2010）从企业微观角度考察了就业弹性变化与企业类型及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在短期就业弹性方面，港澳台和外资企业的就业弹性最高，私营和集体企业居中，国有和其他企业最低；在长期就业弹性方面，港澳台、外资和私营企业仍然高于国有和集体企业。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