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企业充分利用劳动力丰富这个比较优势，选择并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创造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岗位，根本改变了旧有的二元就业结构。本章通过分析就业增长的地区和结构特征，对未来就业增长的方向和规模进行预测，然后分析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情况，评估下一阶段经济增长可能面临的约束。一个可信的预测取决于如下条件：高质量的数据；正确的模型设定以及假定的条件接近于真实。为了提高预测质量，本章在数据使用和模型设定上，做了审慎的选择和细致的讨论，可以看出，采用不同的数据时，得出的就业弹性是稳健一致的。这意味着：在现有的产业结构下，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强劲，只要保持适度的增长速度，“十二五”期间，仍然会创造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

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当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时，不同地区的厂商作出的选择是不同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工资水平本来就高于中西部地区，面对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水平上涨，厂商承受的压力更大，作出的选择有两个：第一，产业升级，用资本替代非技术劳动力；第二，将劳动密集型工厂搬迁到工资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去。其结果，东部厂商对非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向中西部转移产业的同时，也使就业机会转移到中西部去。中西部地区不仅可以承接这些转移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原有的劳动密集型厂商还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张，占领东部地区厂商退出的市场。在东部劳动力市场上，中西部劳动力是重要构成部分，对他们来说，由于出发地出现了新的就业机会，他们更可能选择在家乡就业，而不再向东部迁移。这种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劳动力流动方向变化，无疑会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格局。

一 非农就业增长迅速，新增就业越来越集中在城镇地区

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既出现在城镇地区，也出现在农村地区。但城镇地区创造的非农就业机会既多又稳定。1998～2002年期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尽管超过6000万职工下岗，但城镇每年新增就业仍然在800万人左右，这个时期，农村新增非农就业机会几乎是停滞的^[1]。2003年以后，农村非农就业恢复增长，城镇非农就业则提高到每年1000万人左右。城乡同时在创造非农就业岗位，2005～2006年甚至超过了1600万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国有集体企业排斥劳动者的过程刚结束，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见图9-1）。如果不是受限于劳动力供给约束，招不满所需劳动力的企业逐年增多，供需缺口越来越大，那么，实际就业增长数量还会显著增加。

图9-1 近年来中国城乡新增非农就业状况

从城乡新增非农就业的表现看，城镇地区的非农就业一直在稳定增长，农村地区的非农就业却波动较大，2006年以来的增速在趋缓。如果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持续下去，可以预期，新增非农就业岗位将主要出现在城镇地区。

由于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存在显著的收入差距，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农村劳动力一直在向非农部门转移，这个进程虽然随经济环境有所波动，但总的趋势则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正是劳动力部门转移这个特点，蒙蔽了很多对经济现实不熟悉的学者，哪怕是“招工难”的抱怨遍及全国，持续了8年，这些学者仍声称中国的就业压力很大，其依据就是就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值较低，近年来，常常不到0.1^[2]（参见附图9-1）。

这个较低的总就业弹性的背后，其实是个数字戏法：在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只要就业总量增长缓慢，总就业弹性就会低。但这个表面现象背后，却是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在持续减少，而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在迅速增加。这正是“工业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发展目标。2003年以来，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一直保持在0.25～0.6之间（平均值为0.41），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在0.1～0.55之间（平均值为0.32）。这意味着，当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时，这个时期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速度分别为4.1%和3.2%。这远远超过了人口增长和劳动力增长的速度，第二、第三产业存在的劳动力供求缺口只能由第一产业的劳动者转移来填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迅速减少，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为-0.64。

城乡非农就业人员的数量增长与第二、第三产业人员的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