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收入水平及其增长的经验研究包含着多重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第一，由于外出务工收入高于农业收入，假定农民工人均收入水平不变，农民工人数的扩大将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进而缩小城乡差距；第二，近年来农民工收入持续增长是刘易斯转折的重要证据（蔡昉，2008）；第三，随着促进城乡平等就业、鼓励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政策环境的进一步营造，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有望得到缩小。

到目前为止，农民工收入及相关研究的进展受到了调查数据的限制。一些以农民工家乡为基础的全国性调查提供了跨年度的外出农民工数据，但收入水平估计的差异比较大。以农民工接收城市为基础的调查规模较小，跨年度调查比较少见，调查抽样框、样本覆盖面等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农民工与城市劳动者收入是否发生收敛的观察上，虽有一些研究探索，但缺乏非常令人信服的结果。

本章考察现有调查数据，讨论农民工收入的估计问题，以促进这方面研究的比较与交流。我们将首先比较以农民工流出地为基础的四大全国性调查数据，然后以宁波调查数据为个案，讨论城市农民工调查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就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劳动者的工资差异，提出一个新的估计方法。我们还就农民工收入调查的改进提出建议。

一 流出地法调查数据

从外出农民工的家乡获取调查样本，是形成农民工数据的一个重要途径。这种方法可以简称为“流出地法”。目前，全国性的流出地法农民工调查有4个，分别是由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实施的。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数据，来自年度的农村住户调查资料。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的农户样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来源是2006年以来，该部每年年初组织的专项调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中国人民银行自2006年起，每年开展“农民工问题年度监控问卷调查”，也是以农民工为对象的专项调查。

表11-1收集了2009年这四大调查数据的基本信息和部分指标。该表显示，流出地法四大调查差异很大。国家统计局调查和农研中心调查的抽样范围覆盖了全国的农村住户，样本量也要大得多，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调查；人社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的抽样范围要小一些。四大调查给出了农民工人均月收入的估计。其中，最低为农研中心的1348元，只有来自人社部估计值（2072元）的65%、中国人民银行估计值（1783元）的75.6%。国家统计局的收入估计值为人社部的68.4%，中国人民银行的79.5%，估计值之间的差距也是很明显的。从总体上看，四大调查数据中，国家统计局数据和农研中心数据最为接近，月均收入和男性比例差距都不大，但也有制造业就业比重和高中及以上学历比例上的差别。

表11-1 2009年外出农民工调查数据

图11-1是根据流出地法四大调查的历年数据描述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变化情况。四组收入数据都显示，2002年以来，农民工月收入逐年上升。四条曲线中，国家统计局收入曲线与农研中心收入曲线比较接近，而人社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收入曲线明显处于高位。这说明，前两项调查的各个年份的收入估计，都低于后两项调查。

图11-1 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002～2009年）

在四大调查中，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收入数据的可靠性更高。人社部调查有收入高估的倾向^[1]，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样本偏小，样本形成过程也有待评估。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以完整的农户分布信息为基础，可以获得有代表性的全国样本，估计农民工的总体状况。但不足的是，农民工收入等填报数据可能是“二手信息”：需要样本农户的家人提供外出务工人员的有关情况，调查者一般不能与所要调查的农民工本人见面。^[2]

这样的数据形成过程，是否会由于外出农民工收入统计上的问题，导致人均收入的低估？我们认为，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主要原因是，在农村居民收入调查中，家庭留守成员并不清楚远在他乡的打工者收入的具体情况，只能对打工者寄带回家的部分收入进行统计。这样的统计遗漏会低估外出农民工的务工收入。我们在有关城乡收入统计的调查中，于四川和陕西两调查地发现，国家统计局的农村住户调查记账户中的外出务工人员收入有明显